今年是香港回歸的第20周年,想起20年前那個舉國同慶的日子,多少老一代的革命家會痛哭流淚。可20年過去了,香港依然沒有真正融入祖國的懷抱,不過我想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香港會真正融入到祖國的。下面是小編帶大家回顧一下香港回歸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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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回歸是哪一年幾月幾日?
香港回歸是1997年7月1日
香港回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決定在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事件
為什么會這樣?雙方同文同種,為什么對彼此的制度和社會趨勢的摸索又引發出如此不和諧的結果?
雙方高層都缺乏對他方制度的體驗
鄧小定下的“一國兩制”是個粗線條的頂層設計,首先必須肯定的是,這方案原本是一個實事求是、寬容適度的過渡綱領。不過,對于中共幾代的高層領導群體而言,他們處理純粹的內政問題經驗豐富老道,而對處理香港這樣的“非典型”問題(它既非純粹內政、又非純粹外事)的經驗卻基本上是缺乏的,“大姑娘坐轎子頭一回”。
因為他們的學習經驗、革命經驗和工作經驗(武裝斗爭、治理中國)都讓他們熟稔處理內政的邏輯。這并不是說他們在內政問題上做得完美,而是說,僅從經驗主義角度來看,他們處理內政問題是擁有一個相對豐富和靈活的“工具箱”的。即便遇到什么麻煩或犯了錯誤,都能找到辦法來應付,穩住局面。相反,他們從來就沒有過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和經驗。他們不知道在實際操作的層面上,讓一個在所有的制度方面、生活方式上和內地都不一樣的香港,如何真正成為中國的香港。但他們卻在努力,只不過是按照他們的價值觀和利益觀在努力。
從北京方面來看,因為中共缺乏處理香港這樣非典型問題的背景經驗,加上鄧小行事一貫舉重若輕,將“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大傘撐起來后,并沒有列出具體的政策細節,要靠次一級、次兩級的具體官員去摸索著執行。如今這些老一代的官員大部分已經退休或去世,接班繼承上來的官員們經驗未必更豐富,膽子和自信卻大了好幾倍,“摸索”的手法越來越不謹慎了。
而從香港方面來看,過去也一樣是在摸索。香港回歸后定下的是商人治港,處于過渡時期管治地位的特別行政區長官及高層工作人員,尤其是第一任的董建華和第二任的曾蔭權,其教育背景、工作經驗、政治和治理視野,也基本上沒有過與中國共產黨這樣的黨政體制共事的經驗。
在雙方都欠缺經驗的摸索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初衷不差、結果不佳的情況。目前很多文件尚未解密,僅從公開的資料和現象來看,很多陰差陽錯事件的發生,也足以說明“互相摸”這一過程的深層困難。比如,1997年的中英之間香港主權交接儀式上,時任中國國家首腦的江澤民按照內地的傳統,正式發表講話時,間或停頓一下,等候下面的“熱烈鼓掌”,但這種來自蘇聯的講話期間不斷鼓掌的紅色傳統,并不為英國政治文化下訓練出來的官員所知曉。所以當時的中國首腦發言場面上出現了冷場,“不順”。由此可見,雙方的摸索要找到“感覺”,挺不容易。
民間的相互摸索和相互摩擦
這還是在政治高層之間的互動,要談到社會層面,就更加不易。民間不同于官方,不存在統一、高速、有資源保障的溝通渠道。
僅以1997年香港回歸時兩邊民眾的反應為例。1995年底我去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工作,特地計劃在1997年6-7月作跟蹤觀察。我先回到內地,當時香港回歸成為全國頭等大事,都覺得這是了不起的歷史轉折點,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將香港回歸視作一洗鴉片戰爭的國恥的象征。于是在內地宣傳部門的倡導下,舉國上下都播放影片《鴉片戰爭》,甚至出現了一票難求的情況。
但當我一跨過口岸進入香港,氣氛與內地天差地別。羅湖兩邊,內地像盛夏,香港卻像深秋。同時在香港放映的《鴉片戰爭》,觀眾寥寥無幾,社會上彌漫不安、不知所措甚至有些委屈的情緒,至今我記憶猶新。而且離八年前北京的那場悲劇不遠,香港還對此心有余悸。當時內地的整體政治和經濟狀況都處于悲劇后的艱難恢復階段,富裕的香港面對經濟剛起步的大陸,恰好與兩地一冷一熱的民族主義氣氛形成巨大反差。
那期間讀香港的報刊,時不時的還有些難以入耳的評論,諸如此類:“這些年來,北大人(指內地一方)對港人政治上步步逼、強勢南下,在經濟文化上香港卻在北伐。香港的男人口袋里裝滿了錢,正用自己的陽具征服北邊……”當時兩地的心態反差之巨,可見一斑。
當然,在過去的20多年中,兩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正面的互動也有感人的事例。一個例子是1998年中國大陸長江流域遭遇百年不遇的水災,全香港賣小菜的低收入群體,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獻出來給大陸,這樣的作為并不是政府組織的,而是民眾自愿的。第二個例子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當時全香港的人口670萬,他們貢獻了100億港幣(按照當時匯率約合114億元人民幣)給災區,大部分是納稅人的捐款。
另一個例子是2003年“非典SARS”時期的香港。“非典SARS”是香港19世紀末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瘟疫(源頭來自廣東),造成299人死亡,整個香港從經濟到社會生活,一片凄慘。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開放陸客到港旅游,香港因此受惠既快又廣。我記得,2003-2004年是香港社會層面對內地認同感、情感最親的時候,確實有一家人的感覺。
然而把20多年來的兩邊互動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以上的正面事例還是太少了,想要找到“一家人”的感覺很難。互動并不愉悅,差距大,而且在很多關鍵問題上的認知差距還在拉大。關鍵何在?
互相“摸”,目標卻不是過同一條河
最根本的原因,是雙方的出發點非但不同,目標更是不同。如果目標一致,摸來摸去,最終總會走到一起來的。但如果目標不同,終有一天會撕破臉皮、惡言相向。當初“摸石頭過河”的目標是過河,目的地是對岸,但雙方的對岸在一開始,就不是一樣的。
在中國官方和內地許多老百姓的認知中,香港回歸、一國兩制,代表的是香港從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回到中國大家庭;香港人最終要與其他省份的人一樣,生活在同樣的政治生態系統里,與此同時意識形態部分也會趨同。說白了,這是一個政治整合(integration)過程。因此,中國官方的政策是保留香港在經濟上的充分自由,允許地方的存在,但在政治上要讓香港越來越靠內地,政治整合趨向內地化。這是“一國兩制”的根本。
而在香港,有少數人,是非常了解港英政府與北京的談判細節的,但當時并沒有香港民間代表的參與。所以大部分港人認為,他們對自己的命運一直就沒有起碼的參與權。對于最初鄧小提出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50年不變”的大方案,大多數港人雖然并不以此為滿足,仍覺得這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處理兩邊關系的彈性框架,在摸索中往前走。
只不過對大部分港人(尤其是香港的中產階級)來說,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政治參與意識較強,他們雖然認同“中國大家庭”,但他們心目中“一國兩制”這條路的未來,并不是要讓香港越來越像上海,而是希望香港越來越像其他的國際化大都市,不但有自由,有財富,有法治,還有民主,分享著紐約、倫敦、悉尼、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的普世價值。
這就可以說明,當前為何會出現“占領中環”這類行動倡議和其他的火熱情緒。因為20年前港人回歸時所期盼的國際大都市的普遍價值??自由、繁榮、法治、民主,他們至多只有一半,他們覺得已經等了20年了,不應該老缺乏另一半。
因此,20年里“一國兩制”大框架下的香港回歸,在雙方都從具體層面上摸索如何相處的路徑的同時,卻越來越發現雙方不是要過同一條河。摸索來摸索去,都發現自己摸到了對方的問題所在,于是就有了很多摩擦。比如2003年,試圖在香港推出涉及“國家安全”的第23條立法,引爆了回歸后香港最大規模的50萬人上街游行,直到香港保安局局長下臺才息。今年7月1日有多少人上街,馬上就能見分曉了。
這是我從美國到香港的21年里,作為一個中間人士看到的最大悖論。倫敦花了150年時間,把香港變成了人人皆知的非政治化城市。而北京只用了不到15年的時間,就把香港變成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城市,每年都有多次大規模的游行示威。這是北京有意為之嗎?當然不是,北京絕對不愿看到香港越來越政治化,而是希望它和當年在英國統治下那樣,大家只忙于賺錢、不問政治,結果卻適得其反。這不是最大的悖論,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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