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所謂“為官不易”、“為官不為”問題引起社會關注，要深入分析，搞好正面引導，加強責任追究。黨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當在其位謀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凈又干事。以下是高考知識網小編給大家推薦的為官不為對照檢查，歡迎閱讀。

為官不為對照檢查一

十八大以來，*通過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全面從嚴治黨、正風肅紀，黨風政風明顯好轉，黨群干群關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干部隊伍中以往不太明顯的問題也逐步暴露出來，如一些人產生了“為官不易”的想法，能不做事就不做事、能少做事就少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為官不為”作風悄然興起。領導干部中出現的這些“新”情況表明，從嚴治黨的任務還相當艱巨，政治生態環境的徹底改善還有待時日，黨的作風建設仍“在路上”。

“為官不為”表現在日常工作中可謂五花八門，千差萬別，但其最典型的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干部能力不足，缺乏真本事、硬功夫，出現“本領恐慌”，導致工作上力不從心，“不會為”。二是在新常態下，*全面從嚴治黨的力度空前加大。弛而不息的作風建設和清風勁吹的政治生態成為少數人“為官不為”的新借口，一些干部由于長期慣于“當官做老爺”，慣于得“實惠”、撈“好處”，對日益扎緊的制度籠子、日益勒緊的紀律繩子感到很不適應，其結果是攤子不管，工作不推，經濟上不去，矛盾不處理，甘當“太官”，嚴重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

領導干部中彌漫的“為官不為”等和行為不僅浪費國家資源，延誤改革和發展戰略機遇，而且危害干部隊伍，貽害社會，破壞政治生態環境和黨與人民群眾的和諧關系，損害黨的形象。尤其是在當前我省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官員不作為導致政策難落地，嚴重掣肘新一輪改革發展進程。“為官不為”一旦在社會中形成氣候，就會使干部群體逐漸把不作為理所當然地認為是一種“正常行為”，使得非正式的潛規則在官場大行其道，引發更多干部的不作為現象的蔓延，久而久之使得整個政治生態環境惡化變異。

下大力氣整治“為官不為”是貫徹*提出的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從嚴治吏的基本要求和落實省委“三個一批”中調整退出一批不勝任、不作為干部的重要抓手，也是凈化山西政治生態環境、重塑山西形象、促進富民強省的應有之義。3月，“為官不為”首次出現在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在9月2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更加明確指出要把干部能上能下機制與督查結果銜接，用問責利器祛除不作為的“病癥”，讓不作為的“太官”混不下去。針對我省黨的建設和干部隊伍現狀，王儒林書記也多次提出整治不作為行為，指出要把整治“為官不為”作為刷新吏治的重點。為此，治理“為官不為”這一官場頑疾，必須抓住教育和制度建設兩個關鍵環節，兩方面齊頭并進，相互配合。

一、以“學講話、學作風”活動與集中教育活動為抓手，最大限度發揮理想信念教育的積極作用，持續強化干部“為官有為”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為官不為”現象的存在從根本上講是干部的認識這個“總開關”發生了扭曲、出了問題。所以，要挖掉“為官不為”的病根就必須解決好干部的認識問題，使廣大領導干部真正從內心深處把自己的工作當作事業來追求和對待，樹立、增強、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而真正確立起與公職相適應的職業道德操守。首先，各級領導干部要將“學講話、學作風”作為各級黨委部門一項長期堅持的基本政治任務來抓。領導干部自身應以身作則，積極發揮領導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在真抓實抓上下功夫，發揮好以上率下的關鍵作用。通過一級抓一級、一級學一級、一級帶一級、一級率一級，最終實現各級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堅定、作風優良、黨群關系融洽的良好政治氛圍。其次，各級黨組織要以當前全黨范圍內正在開展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活動為契機，強化領導干部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識教育，引導各級各類干部帶頭學習弘揚“三嚴三實”精神，踐行“三嚴三實”要求，正確認識和對待“權力”，積極干事創業，實實在在為民辦事。要把“三嚴三實”貫穿于修身做人、為官用權、干事創業的全過程中，增強為民服務的公仆情懷、攻堅克難的責任擔當、干事創業的進取之心，喚起和強化官員為官有為的自覺意識，最終使領導干部樹立“無功便是過，不為就是錯”的積極理念，真正做到對黨忠誠、自身干凈、勇于擔當，使“既嚴又實”、有為、善為成為干部常態化的自覺行動。

二、深入剖析違紀官員反面典型，對廣大領導干部警鐘長鳴，深刻認識“為官不為”的潛在危害。

隨著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的深入推進，一大批嚴重違紀違法官員受到黨紀國法的嚴厲懲處。不管是“大老虎”的落馬還是數量眾多的“蒼蠅”被繩之以法，都給我們沉重的思考。從落馬干部違紀違法案例可以看出，很多領導干部走上領導崗位時都能遵紀守法，恪盡職守，但隨著環境的改變或職務調整、崗位的變動或受負面環境因素的影響，的總開關出現問題，對自己的黨員身份逐漸模糊，黨性原則發生動搖，工作中逐漸不作為，發展到亂作為，最后胡作非為，最終走上違法犯罪的不歸之路。所以，必須加強違法違紀干部的反面典型案例教育，深入剖析每一位干部違法違紀的發展過程，讓領導干部深刻認識到，許多干部出問題，是在“小問題”出現時沒有及時警醒，逐漸小節不守，最終大節難保。通過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讓在位官員從深處認識到不作為與亂作為、胡作非為的內在聯系，從黨性原則的高度認識不作為的重大危害，及早懸崖勒馬，端正認識，與庸官懶政劃清界限。通過剖析違法違紀官員違紀典型案例，將違紀案例轉化為教育資源和治本資源，使廣大領導干部時刻牢記人情有度、交往有道，決不能搞關系圈子、進行權錢交易，始終做到以清廉之心從政、以清白之身做人、以清明之風服眾;更加理性權衡“有為”與“有位”、“無為”與“無位”的辯證關系，從而增強領導干部為人民服務的內生動力和積極性，盡快轉變作風，實現為官有為，大有作為。

三、端正選人用人導向，優化晉升考核標準，確立“有為有位”風向標。

當前，一些地方干部選拔任用工作中沒能真正建立起依實績用干部的導向，人為主觀因素影響干部的選拔任用，搞衡、搞照顧的做法讓很多踏實工作的干部感覺到“低頭干事”沒有前途，“抬頭找路”才有出路，把原先干實事的精力用到跑官要官上，難以全身心投入工作。選人用人價值導向的偏差久而久之就會造成不作為現象擴散彌漫。要改變這一局面，首先要塑造良好的選人用人環境，樹立“能者上、者讓、庸者下”的用人導向和標準，真正讓有為者有位。一是要嚴格貫徹《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精神，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以廉為基”的原則，嚴格按照條例的原則、標準、條件、資格和程序選拔任用干部，切實將科學、民主選拔任用干部精神貫徹落實到組織人事工作當中，重點將黨性強的干部、敢擔當的干部、有本事的干部、有實績的干部及時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逐步引導干部樹立崇尚實干的作風。二是要針對碌碌無為的官員探索建立不勝任現職崗位干部的交流調整機制(或不勝任現職召回制度)。通過科學細化召回認定標準，嚴格規范召回的主體和流程，對那些能力低、沒實績、混日子、不適合繼續擔任現職的干部實行召回，進行集中學習培訓考核，將學習考核結果作為以后重新任職的重要衡量標準，并在媒體上公開曝光。如果學習培訓后效果不佳的要降級使用。三是要以貫徹落實中央《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定(試行)》為契機，逐步暢通不稱職干部退出渠道，建立不合格干部正常退出機制。盡快出臺落實《規定》的相關配套細則，科學合理設定具體認定標準和流程，通過降職、降級、待崗、免職、辭退等措施，使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的領導干部下得去，在干部“能下”上下功夫，真正實現干部“能上能下”。

其次，要拓寬選用干部的渠道，實現干部來源的多元化。大面積、系統性、塌方式腐敗問題的出現，使得我省大量干部職位空缺，如何選拔任用干部是擺在黨委面前的緊要問題。這就須嚴把干部選用過程中的廉潔關和能力關，逐步改變過去主要從黨政機關這一有限范圍內選拔干部的傳統，放寬干部選用的視野，拓寬干部選拔任用的渠道，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如從外圍群團組織、事業單位中選拔優秀干部，通過多元化的嚴格選任干部，為敢于擔當、善于擔當的干部提供更多機會，讓無為干部無位，也為降低存量問題干部負面影響開辟新途徑。

再次，要嚴格貫徹選人用人責任倒查機制，重點強化黨自身(紀檢部門)對選人用人過程中的違紀違法行為查處的主動性和執行力。相關部門應增強主動查辦案件的能動性和積極性，而不是主要靠舉報線索來辦案，提升主動執紀能力，為黨內監督開辟新的動力源。凡是因人為主觀故意或過錯原因導致用人不當的，應依據黨紀國法嚴肅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使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成為相關部門及其領導的一項重要法定職責，而不是少數人手中的權力游戲，通過嚴懲濫用權力真正實現用制度約束權力的目標。

四、強化問責的制度建設和政策落實，對“不為”官員依黨紀國法嚴肅處理，亮起“為官不為”警示牌。

一段時期以來，黨政機關對干部隊伍的日常監管存在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問題，導致日常監管效果不理想。問責過程中存在諸如問責制度落實不力，問責力度不夠等問題，問不到痛處、責不到實處，達不到問責、糾錯的目的。所以，當前必須加快制定整治不作為的相關制度建設，并在強化制度的執行力上下功夫，使干部的操守體現在踏踏實實做事、干干凈凈做人上，使紀律真正成為權力的高壓線。

首先，應根據中央“八項規定”，結合本地區本部門的實際制定具體的實施意見或細則，加大專項整治和治庸問責力度，嘗試制定《山西省領導干部工作作風監督舉報辦法》。針對官員各種不作為，尤其是身處基層一線窗口單位工作人員的不作為，暢通維權舉報申訴渠道，鼓勵群眾、媒體等社會力量的廣泛全面監督，對監督舉報屬實的，依據《辦法》嚴肅處理。同時，通過明察暗訪、民主評議、電視等媒體問政、公開曝光、通報批評等多種形式從嚴治理，對“為官不為”現象“對號入座”，及時發現、及時處理，增強問責的威懾力和警示性。

其次，加大問責執行力度。要逐步改變過去只要不嚴重違紀違法就安無事的舊常態，對執行黨紀政令不徹底、做選擇、搞變通的一律問責;守位子，混日子，工作不擔當，績效差的一律問責;拉關系，亂班子，謀人不謀事，搞山頭的一律問責;解決群眾實際困難推諉扯皮、態度惡劣，不忠于職守的一律問責;管理不嚴，對存在的紀律松弛、作風渙散問題不及時整改，當和事佬的一律問責。這樣才能增強黨員領導干部的危機感和擔當意識，實現從嚴管理干部的常態化。

再次，強化問責的懲處力度。對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對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對構成違紀的，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對存在問題的干部可以實施“四個一律”：問責決定書一律入檔(存入個人檔案)，問責結果一律公開，被問責人當年度考核一律不得評優，被問責人在消除影響前一律不得晉升提拔。要有效地發揮問責的導向、激勵、約束、懲治功能，讓會干事的上去、不干事的下去、干壞事的進去，從而強化領導干部的責任意識，提升黨政機關辦事效率。

五、開好黨內民主生活會，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把利器，筑起“為官不為”防火墻。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也是黨的建設的重要法寶。全面從嚴治黨必須把關口前移，多些防患于未然，少一些亡羊補牢。黨內民主生活會是黨組織自我凈化、自我提高的重要途徑。批評與自我批評有利于把黨員干部身上出現的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也為不為者從深處認識問題、解決問題提供黨內糾錯的途徑和機會。

各級黨組織及其負責人必須把黨內民主生活會作為黨建工作的重要內容來認識和看待，只能加強不能削弱。首先，各級領導干部必須以身作則，發揮好示范、引領作用，形成有利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良好政治生態。要正確合理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利器，堅持出于公心、“治病救人”的目的，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堅持講真理不講面子，針對一些傾向性、苗頭性問題，要“咬耳朵”、“扯袖子”，及時警醒，防患于未然;對問題較為嚴重又沒有認識到問題嚴重性的干部要“猛擊一掌”，使之幡然悔悟;對組織提醒多次但無效果的，嚴肅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把黨紀挺在前面，真正體現黨紀嚴于國法。其次，通過常態化的黨內民主生活會的開展和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運用，逐步喚起廣大黨員干部的黨員主體意識，切實行使黨員基本權利，積極履行黨員義務，推動全員化從嚴治黨目標的實現。隨著黨員民主生活會的常態化開展，領導干部和普通黨員的主體意識逐步確立、強化和提升，對全面從嚴治黨逐步適應，這有利于提高黨的自我修復能力，進而提高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

六、整合監督體系，加大工作效能督查力度，擰緊“為官不為”制動閥。

以往對黨員干部和各級黨委(黨組)的日常監管存在監管主體職能交叉，職責不清，難以形成合力等問題，從而造成監管失之于寬、失之于軟，這也是領導干部工作中慵懶懈怠的重要原因。在新形勢下，首先要以《黨章》、《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等黨紀黨規為依據，統籌、整合監督資源，形成以紀委的統一指揮、協調各方、齊抓共管的監督體系，實現合力監督權力，增強日常效能督查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對內要加強組織部門監督工作力度，加強紀檢機構的專有職能，在“防違法”前“盯違紀”，將問題扼殺在萌芽狀態，彰顯黨內監督的實效性。對外要建立和完善多部門聯動制度，紀檢機構與法院、檢察院、審計等部門在分工的基礎上加強溝通協作，提高綜合監督效能。其次，要把黨員領導干部依法依規行政做為干部督查的常態化內容，尤其對身處一線，與群眾關系密切的基層工作人員工作效能的督查要加大力度，并將督查考核結果與干部綜合業績考核、職務晉升、收入待遇等直接掛鉤，最大限度激發干部干事創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最后，要實現監督的重點與全面相結合，既要抓重點領域的日常監管，又要突出新形勢下監督的全面性，把監督貫穿于干部工作、生活的各個方面。對于我省來講，尤其要強化檢察機關對工程項目、土地出讓、礦產資源開發、生態保護、扶貧資金使用等領域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瀆職犯罪的查辦工作，增強查辦瀆職侵權案件的主動性和積極性，給不作為或者亂作為套上“法治籠頭”,形成更強有力的監督和威懾。另外，監管部門在監管過程中應注意著力打破地方固有關系網制約，防止監督對象圈子化對日常監管的掣肘，使得監管效果大打折扣，這也是現階段反腐敗斗爭和整風肅紀過程中須解決的焦點問題。

為官不為對照檢查二

俗話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握著公權，占著位子，卻無所作為。現實中，這種“為官不為” 的干部，不僅引起廣大群眾的不滿，也引起*的高度重視。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這個問題極為重要，現在看來也十分緊迫。” *還強調：“受成長經歷、社會環境、政治生態等多方面因素影響，當前干部隊伍也存在種種復雜情況，一個突出問題是部分干部困惑增多、積極性不高，存在一定程度的‘為官不為’。對這個問題，我們要高度重視，認真研究，把情況搞清楚，把癥結分析透，把對策想明白，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請隨小編一起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