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村官“雁過拔毛”式腐敗問題不解決好，將影響到一個地方經濟發展，影響到一方群眾與基層黨組織不和諧，影響農村基層黨組織不穩定。要解決好基層黨員干部不廉潔問題，必須從基礎抓起，從預防入手，從制度上完善，特別要從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事情做起。以下是高考知識網小編給大家提供的2017雁過拔毛剖析材料，歡迎瀏覽。

2017雁過拔毛剖析材料一

日，一則“清水衙門的‘蚊子腐敗’”故事引發世人圍觀。消息稱，一筆扶貧款能被縣里侵吞40%，又被鄉里克扣40%;一張小農機具秧盤的國家補貼是2毛5分，農技站能克扣1毛8分;一個售價數百元的骨灰盒，民政干部也要拿走15元的回扣……這些政府單位于“清水”中撈錢的“雁過拔毛”行為引發社會一片感概。

扶貧辦、農技站等部門，一向是民眾眼中的“清水衙門”，因為權力小、自主收費少，所以經費來源少，然而這些“冷”部門沒能“冷”下來，卻“熱”衷于“雁過拔毛”，不在乎“邊角碎料”，只要“過我手”就要留下部分財;不在乎“料多料少”，只要能“沾”就要拔下“一層皮”。

這些打劫民生的“強盜”，為什么會喜歡“雁過拔毛”?固然有個別手頭“不干凈”的黨員干部貪污受賄、中飽私囊;更重要的是這些單位“分流”資金，把它當作自身“生財”的一種手段。畢竟單位經費來源少，需要救助和幫扶的地方多，一筆款子下來了，只能“截流”一部分，用作它途。有了錢，單位就能“均”分配，讓更多的地方“雨露均沾”;有了錢，很多政績工程就能開干，一些面子事項就能動工。如此分配，既保證了受援地有一部分經費，又能照顧其它地方，可謂“皆大歡喜”。

最不歡喜的只有撥款部門了。上級的撥款一般是專款專用，特別是像三農、扶貧、民政、基建等領域，過去民生欠賬都比較多，補償的資金更需要原原本本的用下去，絕不能“挪用它處”，更不能“缺斤少兩”;否則原來預算剛好的項目，因為資金的不到位，變成了“半拉子”工程，群眾失望，政府的好心變成了“驢肝肺”，成為社會的笑柄，損害了政府的威信。

“雁過拔毛”現象在很多地方存在，要驅除這種陋，就要抑制住地方借助撥款“生財”的舊思維。在一些項目上，中央和省一級的政府部門采取了“直補”的形式，直接把款項發送至群眾手上;還有一些部門，通過實物補助的方式，變 “錢補”為“物補”。這些辦法都減少了補助款被中途“截流”的可能，但是并沒有根治“拔毛”行為。

要根治“拔毛”行為，就要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心中有全局意識，不能局限于轄區內的“均主義”，少些“政治賬”，多盤算“經濟賬”，要保證受援項目充足的資金需要;少打些補助款的“鬼主意”，多從單位花費上“開源節流”，多為民生項目創造資金。只有“少取多予”，“清水衙門”才能耐住“清水”寂寞，還自己一雙“清白”的手腳。

2017雁過拔毛剖析材料二

年來，一些地方基層干部貪腐案件頻發，“雁過拔毛”成為“蒼蠅式”腐敗的一大特點。對上級撥付的專項惠民資金，利用在資金撥付、審核批準、經手管理、驗收項目、信息靈通等方面的職務便利，以貪污、挪用、截留、索取好處等方式，撈取非法利益，數額不大，危害不小。今年以來，河間市紀委監察局針對專項資金領域的“雁過拔毛”問題進行了專題調研，以期分析原因，找出對策。

一、雁過拔毛式腐敗的特點

從2013年到今年上半年，河間市共收到涉及“雁過拔毛”式腐敗的信訪件31件，占全部信訪量的4.2%;查處案件22件34人，占全部案件的8.5%。主要存在以下四個特點。

(一)專項資金的撥付使用是高發領域。年來，中央、省、市各級撥付了大量的專項惠民資金，對改善民生起到了很大作用，部分鄉村干部看到這部分資金是上級“白給的”，利用群眾對資金撥付使用政策不了解的漏洞，想方設法從中“揩油”，使專項資金被層層“扒皮”。以農村危房改造資金為例，，我市共查處涉及“雁過拔毛”的違法違紀案件8件，處理違紀黨員干部11人，其中科級干部2人，涉案金額6.1萬元。從發案特點看，有的是幫助不符合條件的戶騙取危房改造資金，給農戶一小部分，自己貪污大部分;有的是利用危房改造戶不清楚補助政策的空子，從中截留貪污;有的在幫助村民申報危房改造補助款后借機索賄，有的鄉鎮工作人員擅自為危改戶建立存折，將本該給予補助戶的款項截留，等等。這些案件，都是在專項資金的撥付使用過程中被“雁過拔毛”。

(二)涉腐人員主要是鄉村兩級干部。從發案主體中，主要包括鄉鎮工作人員和村兩委主要負責人。從發案規律看，村支書、村主任和村會計等集體共同作案的集體性犯罪突出，窩案串案多，鄉、村兩級案件互相交織。如我市尊祖莊鄉某村黨支部書記王某與村委會主任王某某，在明知王某之子不符合危房改造條件的情況下，仍通過偽造虛假證明，騙取危房改造補助款2萬元。

(三)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其惡劣。從案件查處情況看，這一類腐敗雖然數額相對不高，但直接關系到群眾切身利益，影響了國家惠民資金政策的落到實處，并影響到廣大群眾對反腐倡廉建設的感受。農村危房改造資金雖然數額不過幾千元或幾萬元，但是面向低收入群體的“保命錢”，一旦被挪用侵占，造成的社會危害和負面反響極大。我市興村鄉南李子口村村民馬某在申請困難生活補助時，申請到1000元補助款，給村干部買煙花了300元，村干部又向其索要租車費100元，飯費280元，最后馬某到手的困難補助僅有320元，造成極壞社會影響，最后相關責任人都受到嚴肅處理。

(四)案件查處難度較大。針對農村危房改造資金撥付使用中存在的問題，，我市用六個月時間，對全市19個鄉鎮、205個行政村、300戶農村危改戶資金使用情況進行了全面檢查，牽涉了大量人力物力。因為農村危房改造資金撥付后，改造戶是受益人員，怕因為案件查處而失去改造資格，對調查取證不配合，而鄉村干部的“拔毛”行為都是現金交易，調查取證難度大。因此，對“雁過拔毛”式腐敗，事后查處難度大、成本高，必須與事前預防結合起來。

二、“雁過拔毛”式腐敗的成因分析

“雁過拔毛”式腐敗的發生，與專項資金的設立密切相關。如農村危房改造資金在我市大規模撥付始于2012年，因為這項資金剛剛設立，雖然上級制定了配套的管理辦法，我市也對相關環節進行了規范，但因為危房改造涉及申報、撥付、建設、驗收等多個環節，牽涉農戶較多，加上剛剛開始，缺乏監管經驗，使此項資金成了很多鄉村干部盯上的“唐僧肉”，抓住監管不嚴的環節就借機咬上一口。從我市情況看，“雁過拔毛”式腐敗的發生，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鄉村干部法律意識淡薄。尤其是在貪污優撫款案件中，優撫對象死亡后瞞報冒領，認為領取的是國家的錢，沒有損害其他人利益，有一種不領白不領的錯誤觀念，導致走上貪污之路。文化水低、個人素質差、法律意識淡薄，再加上涉案的一些村干部放松自身學習,對黨紀條規和法律法規領會不深刻,對自身的作用和責任缺少清醒認識,致使在關鍵時刻經不起金錢誘惑,最終導致違紀違法行為發生。如我市某副科級干部張某在管理農村危房改造資金的申請發放過程中，覺得給補助對象辦了好事，心安理得地收受補助對象8000元用于個人消費，受到留黨察看一年、行政撤職處分。

(二)監管體制不健全。一方面，惠農政策政出多門，涉農資金由多個部門負責，各部門形成相對封閉的運行系統，相互通氣、配合不夠;另一方面，涉農資金發放、審核等涉及中央、省、市、縣、鄉鎮多個層級，戰線長、范圍廣、環節多,各層級以書面審查為主，容易出現監管缺位。涉農資金的申報、批準、撥付乃至驗收、監管大多由一個部門負責，造成權力高度集中，給侵占、挪用等行為留下了可行空間。

(三)制度設計存在漏洞。有的政策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難以執行;有的政策制度因為落實時間緊，在沒有得到農民普遍接受或認可時，就匆匆付諸實施;有的流程設計存在漏洞，導致鉆政策空子套取涉農資金的案件多發。有些惠農資金管理制度看起來很完善，但在一些關鍵環節存在重大漏洞，致使村干部從中鉆了空子，造成了貪污、侵占現象的大范圍滋生。

(四)政策宣傳不深入。鄉村干部對專項惠民資金的宣傳不深入，使群眾對享受資金補助的條件、程序、監督等不了解，給基層干部人為操縱實施過程從中漁利創造了條件。例如：在農村危房改造資金實施過程中，我市有的鄉鎮干部對農村危房改造政策宣傳沒有深入到村莊，只是對村干部開會，村干部對政策也是一知半解，受益農戶更無法知曉政策文件的具體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