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見她的臉和五官，除去那道少女和圣女的光環后，塵女的她五官是常的，甚至因著兩頰健康的緋紅而有點俗。他記得她的兩頰是蒼白的，如今人民的立場和革命的激情竟然改變了她的蒼白。⑤

情感上的反差，讓他非常懷疑自己的判斷，曾經無比堅定的階級立場在情愛思維里居然被顛覆了，他的情愛審美讓他覺得困擾并且有一些不安，那是一個屬于過去的舊上海女子的美，并且這美還和他反對的宗教信仰有關，在矛盾和失落中婚后的他很快就開始了婚外情。如此，作者從兩個不同的階層對上海人進行剖析和批判，徐榮安代表的是看客心理的上海人，面對基督徒們舉行盛大的福音游行，他們是各種姿態的看熱鬧，作者感慨：“上海人一向是實際的，靈魂對于大多數上海人來說屬于洋派的高雅東西，這類東西是屬于吃飽喝足的奢侈品，現在格晨光誰有心思關注宗教？”⑥從宗教的角度進行觀察，是拉開距離在窺測這個城市的靈魂和精神，而對革命者情愛審美裂隙的呈現讓“美”的宗教感知與階級立場形成張力，使得小說超越宗教題材表現出深厚的歷史反思，批判了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對個體精神的壓制。

陳瑞琳在《叛教者?序》中說：“上海的教堂，教會學校，曾經滋養了這座偉大的城市。多數人在基督的愛里，看見了自己的罪，傾聽者福音的教誨。這不僅僅是上海人的故事，也是東方遇見西方的故事！”⑦施瑋正是通過藏匿在這個都市建筑深處的歷史，考察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及其方式，也以此呈現出不一樣的上海書寫。從“哈同路”的“文德里”到“南陽路”145號花園，到集眾力建成的可容納兩千多人的上海最大的禮拜堂，到“銅仁路”展覽、再到陜西北路的“懷恩堂”將基督徒聚合在一起的空間在轉移，地方教會上海聚會處的力量也在變化。從對聚會空間的書寫可以看出，作者對教會領導者將教會當做事業發展的狂熱是有審視和批判的，這種做法已經遮蓋了教會對信仰本身的追尋，在敘述聚會處被合并到“懷恩堂”時，作者感慨道：“李夜聲一直執著于一個城市一個教會，不分宗派，但他并沒能實現。人民政府卻將這事做成了……”⑧對于作者來說探尋散落在都市空間中的記憶，是呈現和反思，亦是尋求一個群體的歷史痕跡，如同“哈同路”屬于老上海人的記憶，很多記憶也只屬于某一個群體：

“文德里只是一條從哈同路東側拐進去的弄堂，文德里的名字原本是應該如上海數千條繁復的小弄堂一樣，沉沒于模糊的霓虹和熏香中，但卻因著一群瘋狂的，不合時宜地信基督的人，而鑄成一個記憶。”⑨

正是在文德里二十六號，進行了上海第一次擘餅聚會，開始上海地方教會的發展。為了復興教會，李夜聲號召信徒捐獻以重金打造的聚會處??南陽路“會堂”也記載了上海這個城市的變遷，曾經空置當作會議室租賃，又被獻給國家支援*，獲得“新成會堂”的名號，后來又被改建為“靜安體育館”，而文德里聚會處的某棟小洋樓也成為日常生活的場所??先是住進許多居民，后來又成為美容院、餐廳。建筑的歷史真實地存在著，只是歷史進程中的更多?節被遺忘或過濾，當今的美容院和餐廳以消費性和日常性抵消了原本存在的莊嚴和凝重。如同海登懷特所言歷史敘事利用真實事件和虛構中的常規結構之見的隱喻式的類似性來使過去的事件產生意義⑩。施瑋的書寫，在大量搜集史料的基礎上，虛實之中重構了建筑的歷史與城市的歷史，以書寫抵抗遺忘。人民廣場是上海的代表性建筑，小說借外公的講述勾勒了從清末時期的“泥城浜”、“泥城之戰”，到新中國成立后的人民公園、人民廣場及其后圖書館、體育館等建筑的增建歷史。外公作為“人民廣場”歷史的見證者，卻忽略了在此進行的對兩位基督徒叛國投敵反革命案的公審，那是萬民大會，電視也做了實況轉播，小說中的“我”質疑外公是故意遺忘，質疑的背后則在提示我們某些記憶在大歷史的結構中是容易被定義也是容易被忽略的。這一空間曾經發生的歷史，在小說中重新再現，由地點走進歷史深處，是施瑋以基督徒作家的關懷重述歷史事件的方式，也帶有從現在回望過去的使命感。因而，書寫讓“看不見”變成看見，如同王德威所說：“小說夾處各種歷史大敘述的縫隙，銘刻歷史不該遺忘的與原該記得的，瑣屑的與塵俗的。”{11}施瑋對都市空間的多維呈現也提示我們在殖民性、現代性、革命性、消費性之外，還有一個宗教的上海??有西方信仰遇到東方精神的碰撞，也以這些消散在都市中的記憶勾勒地方教會的發展，并對地方教會提出批判性的反思。

三、身份、位置與書寫的意義

作家的身份與其所處的社會位置是影響其文學書寫及價值判斷的重要因素。對施瑋來說，女作家的女性立場雖不刻意建構，但其文學書寫有著鮮明的女性視角。基督徒的身份開拓了她觀照人性及社會歷史的縱深度，而移居海外的異域位置為審視文化母國提供了遠觀的不在場擁抱??再現歷史語境而不受現實政治及各種功利性干擾，又能通過中西文化的對照進行辯證思考，如“靈性文學”即是立足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神學的契合而進行的理性倡導。施瑋曾說，她不喜歡被貼上女作家的標簽，也不刻意關注性別議題，她認為女性書寫應該是自然而然地將真實的性別觀念呈現出來，這樣才能真正凸顯女作家的意義。施瑋自身對性別標簽的抗爭有多重解讀，是自覺地放棄性別立場以探尋女性的真實，還是因為信仰超越了世俗的女性立場介入？在《叛教者》中，作家的女性?角讓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立體又飽滿，也讓基督教本土化過程中的性別問題得以凸顯，同時在對教會領袖的英雄敘事中帶有審視和反思。

小說以“獻身者”定位女性在上海聚會處的建立、發展及李夜聲基督教的建構與傳播過程中的貢獻，而男性則不過是“跟隨者”。在基督教中國化的歷程中，李夜聲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是在國際上較為重要的中國神學家，這個以中國教會史上真實人物為原形而塑造的天降之才也是極具權威的領導者。施瑋對李夜聲的形塑，首先從普通信眾、追隨者及同工們的認知進行側面渲染，以突出他對《圣經》解讀的獨特性，而后以內心獨白的方式進入他的心理世界，從側面與內在兩個角度進行多面向的書寫，并在兩個角度中形成相互印證的契合或互相矛盾的張力，從而呈現書寫者個人的判斷。在從側面塑造李夜聲時，作者著重于對他個人魅力及話語權威的再現，他的教義闡釋影響了許多基督徒，他被很多信眾視為信仰偶像或神本身，這也是作者首先從女性視角進行的性別批判。李夜聲執著地強調《圣經》本義，卻忽略了這教義也是被他闡釋出來的自以為本源的意義，并形成個人性的權威。在他結婚后，上海聚會處發展迅速，而他對教會中的姊妹限制卻越來越多，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內心的曖昧情欲，一方面源自對《圣經》性別不等觀念的強化，認為女人不能教導男人，只能教導女性和孩子。最早參與建立聚會處的姊妹們都成為沉默的背景，十大長老都是男性。王慕真放棄布道只教導兒童和青少年，才女李如是沉默于福音書房的編印工作。面對這樣的歷史，作者的女性立場不再沉默，忍不住替她們發聲：李夜聲的重生得救何嘗不是因為兩個女宣教士？靈性低落時他又何嘗不是在女宣教士那里尋求啟示？他的能夠呈現在紙上，何嘗不是姊妹們以靈性和悟性進行的編織？從這個角度來說，施瑋的女性書寫，將女性歷史嵌入宗教史的沉浮，質疑了宗教領域男性領導者的話語權威，也反思了女性對男性領袖的依附而造成的自我迷失??李如是和王慕真在被審訊時的迷茫，在獄中的身心之痛、徐聞音和更多大眾的憤怒和信仰棄絕都是因為將對神的信仰轉嫁到個人那里，將偶像的話視作權威印入生活實踐，因為不假思辨的完全相信，導致十字路口的茫然，失去判斷自我和回到《圣經》尋找力量的可能。

從道德判斷進入女性及普通大眾的心理，是表現傳統中國文化與西方宗教碰撞的一個關鍵入口。基督教的婚戀觀所要求的“圣潔”，及其精神層面的“愛”與“寬恕”在小說中并未能為堅守信仰者踐行。教會偶像李夜聲要求信徒“絕對奉獻”“不動心思”“圣潔”，自己卻陷在肉欲的泥潭，當他的私德問題以淫穢錄像和文字材料被展覽時，許多人精神崩潰，從而在對他的憤恨中放棄信仰，這與他要求信眾絕對圣潔相悖。當徐聞音看到李夜聲的“淫穢”錄像帶，極度憤怒，她認為那是自己精神上的被強暴，也是處女的貞操被奪去。趙心潔則整個人變得瘋癲了，一則因為身體和私情被暴露，另外是她曾經瘋狂愛著的人還和她最親密的姊妹發生關系。李如是的迅速轉變也是因為在道德判斷中仇恨李夜聲。對李夜聲的私德問題，作者有自己冷靜的思考，在安靜而長壽的廖文君那里，我們看到作者對愛、放下和解脫的展現，廖文君是超脫并且真正走進信仰的人，正視且毫無保留地承認他們的私情，不痛恨李夜聲，也不恨神。不僅以女性視角反思這些女性精神上的依附以及獨立思考能力的喪失，也站在更高的角度批判普通觀念中的道德審判。這是作者在成為基督徒、研究基督教文學而形成的寫作觀念，以基督教的等博愛走向對人性尊嚴的敬畏，以“赦免”之心追求悲憫與寬容，以人人有“罪”之邏輯推衍“赦免”過程中的反觀自我與對等意識。

施瑋在序言中說她無力架構這些故事和秘密，也無力定義其中的人和情緒，更無力填補其中的斷裂，因為這一群人是不合邏輯的一群人，是拒絕被定義、被判斷的一群人。{12}因此小說敘事本身充滿了張力，作為小說家的作者試圖走進每一個個體的內心深處，呈現他們的靈魂真實，塑造了特殊的群體。身處海外的外置，常常讓故事體現出延伸性及跨越性，在講述“叛教者”徐聞音的故事時，敘述者“我”是在美國找到她，在異域走回信仰，真正面對內心，徐聞音異常執著，她被稱為“禱告醫師”??盡管美國法律不允許醫生為病人禱告，她依然堅持醫治時禱告。在病人和信仰之間，她先選擇內心。當敘述者“我”接觸徐聞音時，她已是一個病入膏肓的癌癥病人，即便如此教會中依然有不放過她“叛教”歷史的人，認為這是上帝對她的懲罰，她選擇正視和坦然。而敘述者“我”對“跟隨者”的講述也由在美國的福音聚會中偶遇的張茂良開始，這個曾經堅定的追隨者也如同徐聞音一樣曾經成為堅定的反叛者，到了國外則以沉默面對自我走回信仰。這種從中國到海外的人生跨越，讓歷史的沉重更沉重，即便時空轉變記憶也不可被抹去，也讓個體在反思中對自我內心有更清晰的認知。作為神學博士的作者，在搜集史料書寫歷史時，又以理性的判斷體系對地方教會進行整體性反思??過于依賴領導者的權威沒有處理好信仰和個人之間的關系，違背了聚會處在西方教會之外獨立發展的初衷；將聚會處當做一種事業經營陷入經濟和政治漩渦。然而作者又告訴我們這不過是一本小說，她所得著的史料是否真實也未知，一切沉默才是真正歷史的構成，所有的解釋最后都走向了死亡和重生，“??基督是神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活，這是宇宙間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13}借由李夜聲的獄中遺言揭示“非虛構的紀實”，而這最真實的存在實則是從靈魂的高度安放這一群體的歷史，以基督的救恩和重生觀讓個體傷痛得到醫治和救贖。

《叛教者》在沉入歷史深處的同時，以極細致的筆觸小心翼翼地織補那些被塵封的個體心靈碎片，對地方教會和個體命運進行多角度的呈現和反思。小說的意義在于傷痕、懺悔、批判之外的醫治和救贖，讓我們看到“人原初的尊嚴和榮美”最終消解了人的不堪和歷史的猙獰，進一步深化了作者對靈性文學及復雜人性的思考，開拓了海外華文文學的書寫空間。從中國當代文學及海外華文文學中的歷史書寫層面來說，這一群政治運動的“陪綁”者，是邊緣的存在，歷史敘事較少涉及他們。《叛教者》以地方教會史、基督徒的心靈史、特定空間的都市史進行歷史書寫，不僅成功地塑造了中?基督徒群像，召喚被遺忘的記憶，以書寫安放這一群體的歷史，也將宗教視域中的復雜人性、懺悔和救贖觀念植入對歷史的觀照與思考，有其獨特的文學價值。

① 王文勝：《化蝶后的舞蹈??對施瑋推介“靈性文學”的再思》，《華文文學》第5期。

②④⑤⑥⑧⑨{13} 施瑋：《叛教者》，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第205頁；第39頁；第85頁；第50頁；第255頁；第144-145頁；第357頁。

③ 施瑋：《開拓華語文學的靈性空間??? “靈性文學”的詮釋》，《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6期。

⑦ 陳瑞琳：《從上面看世界》，收入《叛教者》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xii

⑩ [美]海登?懷特：《作為文學虛構的歷史本文》，張京媛主編《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1頁。

{11} 王德威：《想象中國的方法》，現代語文書店1998年版，第2頁。

{12} 施瑋：《叛教者?序》，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2016，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