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以“姓氏+家+通名”格式的山西村落名稱為研究對象，首先分析了“家”的變音類型及其特點，展現了漢語方言三字組變音的復雜情況，然后討論其變音機制，認為音義互動和結構格局調整是“家”產生各種變音的內在機制，最后闡釋村落名稱所反映的以姓氏、家族為基本單位聚居的傳統村落文化信息。

關鍵詞：村落名稱 變音 音義互動 地域文化

“音變”即語音的變化，西方語言學理論一般認為音變是一個純語音過程。徐通鏘（2003）結合漢語音變的復雜情況提出了“變音”的概念，他認為漢語的變音是以音節的音義關聯為基礎而產生的一種特殊類型的音變，它不是一個純語音過程，同時受語義、語法條件的制約，是漢語不同于印歐系語言音節結構的一個重要特點。徐先生（2003）還通過列舉漢語方言中變音的實例，討論了兩字組的變音情況，并認為字組語音的單音節化是漢語變音的主要形式。本文以山西“姓氏+家+通名”格式的村落名稱為例，嘗試討論漢語方言中三字組變音的特殊現象。文章共考察了山西29個方言點的語料，其中定襄、忻州、盂縣、蒲縣4點為作者親自調查，其它語料引自《山西方言志叢書》《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為行文簡潔，恕不一一注明。

一、“姓氏+家+通名”格式中“家”的變音類型

在山西村落名稱中，“姓氏+家+通名”是一種常見格式，“姓氏”一般為“張、王、李、趙”等常見姓氏，“通名”一般為“莊、堡、嶺、梁、溝、河”等跟村莊、地貌有關的字，如“李家莊”“王家嶺”等。“家”在“姓氏”和“通名”之間，其讀音有時跟它的單字音相同，例如，“鄭家莊”（永濟）中的“家”讀音為[]，“陳家營兒”（定襄）中的“家”的讀音為[]。但更常見的情況是，村落名稱中的“家”在聲母、韻母、聲調上都有不同于正常語音演變的特殊變音。根據對方言材料的梳理，本文將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變音類型分為弱化型、脫落型、合音型和省音型四類，下面具體加以分析。

（一）弱化型

村落名稱中“家”的語音弱化主要表現為聲調的弱化，有輕讀和促化兩種情況，在聲調弱化的同時常伴隨有韻母主要元音弱化、介音脫落等現象。

1.聲調的輕讀

村落名稱中“家”的聲調輕讀現象很普遍，如用北京話讀“張家莊”“李家莊”等時，其中的“家”通常要輕讀。山西村落名稱中“家”聲調的輕讀還常伴隨韻母主要元音的央化、介音脫落等現象，弱化程度更強。具體情況見表1：

汾西、蒲縣兩地村落名稱中的“家”不僅聲調輕讀，而且伴隨韻母主要元音的弱化，甚至介音的脫落，同時，聲母讀為[]。王文卿（2009）認為這里的[]是“家”的塞擦音聲母[]失去摩擦弱化為塞音。我們認為這一解釋不妥，因為在晉南方言中，見組開口二三四等字聲母的白讀音跟端組開口四等字聲母合流是普遍現象，在臨汾（市郊）、洪洞、襄汾等地都有見系開口二三四等字聲母白讀音為[]類音的情況（王臨惠，2001：93）。據筆者調查，蒲縣、汾西方言亦有這一語音特點。那么，“家”在中古屬見母字，聲母為[]正是其白讀音的保留，村落名稱中“家”的聲母為[]，跟該方言中“家”單字音的白讀音聲母一致，應該屬于方言中較早的語音層次，而不是晚期音變的結果。

2.聲調的促化

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聲調還常常由陰或聲轉為入聲，即發生舒聲促化現象。晉語的絕大多數方言點仍然保留中古的入聲調類，但其中有一部分古入聲字已經開始舒化，舒化是總的趨勢。例如，定襄方言的部分入聲字處于詞語的后字位置時，會失去喉塞尾，轉為舒聲。與舒化的總趨勢相反，有些方言的部分舒聲字會發生促化，如定襄方言“紅火”中的“火”由上聲字變為入聲字，讀[]，“葫蘆”中的“葫”由陽字變為入聲字，讀[]。“家”在方言中的單字調是陰或聲，但在村落名稱中會發生促化，變成入聲，屬于語音的一種弱化現象。具有此類變音的有大同、朔州、山陰、長治等地。具體情況?表2：

大同、長治兩地村落名稱中“家”聲調的促化僅為聲調由舒聲轉為入聲，帶喉塞尾，朔州、山陰兩地還伴隨有主要元音的央化。這里聲調的促化跟“家”的輕讀有關，由于輕聲的發音短促，與方言中收喉塞尾、發音不能延長的入聲似，因而發生促化現象（王福堂，1999：62）。朔州和山陰在聲調促化的同時主元音央化，應該是聲調弱化引起的連鎖反應。

（二）脫落型

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脫落型變音主要有聲母脫落、聲母和介音同時脫落兩種情況。

1.聲母脫落

村落名稱中“家”聲母脫落的有汾西、定襄、大同、遙等地，聲母脫落后，伴隨有聲調促化、輕讀、韻母主要元音央化等語音弱化現象。例如，“邱家角兒”（大同）中的“家”聲母脫落，同時聲調促化，“季家莊”（汾西）中的“家”聲母脫落，同時聲調輕讀、主要元音央化。具體情況見表3：

2.聲母、介音脫落

有些村落名稱中的“家”除聲母脫落外，介音也進一步脫落，聲調、韻母也常會有弱化現象。聲母、介音脫落后，“家”的讀音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只剩下單元音韻母，聲調保留陰調；另一種情況是單元音韻母受“家”前面音節的影響，增生介音或聲母。例如，杜家[]莊（遙）、程[]家[]莊（盂縣）等村落名稱中，“家”的介音或聲母都受“家”前面音節的最后一個音素的影響，發生連讀音變，“杜家莊”中“杜”的韻母[]和“家”[]連讀，發生增音現象，“家”增生了[]介音，讀為[]，“程家莊”中“程”[]的韻母和“家”[]連讀，“家”增生了跟[]讀音相的[]聲母，讀為[]。詳細情況見表4：

（三）合音型

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合音型變音分為與前字合音型和與后字合音型兩種。

1.與前字合音型

在一些村落名稱中，“家”會與前字發生合音。例如，“白家山”（忻州）中“白家”兩個字的單字音為[]，在村落名稱中的讀音為[]，是“白”的聲母和“家”的韻母和聲調的合音，“蔚家莊”（孝義）中“蔚家”兩個字的單字音為[]，在村落名稱中的讀音為[]，是“蔚”的介音和“家”韻母的主要元音的合音。合音后的聲調一般為后字“家”的聲調，但也有特殊情況，例如，“元家山”（忻州）中“元家”合音的聲調跟“元”相同，“蔚家莊”（孝義）中“蔚家”合音的聲調讀為上聲。具體情況見表5：

2.與后字合音型

一些村落名稱中的“家”會與后字合音，例如，“劉家窯”（朔州）中“家窯”兩個字的單字音為[ ]，在村落名稱中讀音為[]，是“家”的聲母和“窯”的韻母和聲調的合音，“孫家院”（新絳）中“家院”兩個字的單字音為[ ]，在村落名稱中讀音為[]，是“家”的聲母、介音跟“院”的鼻化韻母、聲調的合音。具體情況見表6：

（四）省音型

一些村落名稱中的“家”會進一步省略，例如：“張家院”（新絳）中的“家”，“林家口”（朔州）中的“家”，“于家莊”（定襄）中的“家”等在村落名稱中均省去，直接讀第一個字和第三個字。具體情況見表7：

此外，山西村落名稱中的“家”還有一些特殊的變音現象。例如，稷山的“趙家灣”中“家”的讀音為[]，聲母讀[]應該是方言中見母字聲母白讀音的保留，清徐的“靳家嶺”中“家”的讀音為[]，“東穆家莊”中的“穆家”合音為[]，其韻母的變音屬于特殊情況，其變音機制還有待于進一步討論。

二、“姓氏+家+通名”格式中“家”的變音特點及其變音機制

（一）“家”的變音特點

村落名稱中“家”的變音現象在山西普遍存在。在本文考察的29個方言點中，上黨片的情況最簡單，只有長治1個方言點有弱化型的變音，其余并州片、五臺片、呂梁片、大包片、中原官話汾河片都有比較豐富的變音現象。這些村落名稱中“家”變音的特點是：

第一，同一個方言點有多種變音類型，如：大同既有弱化型，又有脫落型；汾西既有弱化型，又有脫落型；忻州既有聲母脫落型，又有聲母、介音脫落型；而朔州既有弱化型，又有脫落型，還有合音型和省音型。

第二，不同方言有相同的變音類型，如：大同、朔州、山陰、長治等地都有弱化型，汾西、定襄、大同等地都有脫落型，具體情況由表1～表7可知。

第三，同一村落名稱中的“家”可以有多種變音形式，如：定襄的“于家莊”“閻家莊”中的“家”既可以讀作[214]，也可以讀作[214]，“于家莊”還可以讀作“于莊”，盂縣的“路家村”中的“家”既可以讀作[412]，也可以讀作[412]。

第四，“家”的變音涉及到音節的聲調、聲母和韻母。有的方言只有一項發生變音，有的方言則幾項同時變，比較常見的情況是某一項發生變音后引起其他項的連鎖變音。如前述弱化型的變音，聲調弱化后，主要元音、介音都會有相應的變化。

第五，“家”在不同方言中的變音情況反映了一個完整的變音序列。“家”的變音從聲調的弱化、伴隨有韻母主要元音的弱化開始，發展到聲母脫落、介音脫落，進而與“家”的前后字發生合音，甚至完全省略。

第六，“家”的變音規律不同于一般的語音演變規律。一般語音演變的規律性較強，例如，方言中入聲的演變情況是：粵語仍然保留三個塞音韻尾，吳語則只保留喉塞尾，晉語也只保留喉塞尾。這個規律涉及到方言中的大多數入聲字，凡是符合條件的字一般都遵循同樣的音變規律。而這里“家”的變音是一種特殊的語音演變，它不僅有語音條件，而且還有語義的制約。因此，“家”的變音只涉及到“姓氏+家+通名”格式中的“家”，其他情況下的“家”以及跟“家”有同樣音韻地位的字都不遵循這樣的變音規律。

（二）“家”的變音機制

“家”在中古屬假開二見母麻韻聲字，山西方言里“家”的單字音一般聲母為舌面不送氣塞擦音[]，韻母介音為[]，主元音為舌面低元音[]、[]、[]或[]，聲調為陰，聲不分陰陽的方言為聲，符合“家”的中古音在山西方言中的語音演變規律。只有個別方言“家”的讀音比較特殊，如：洪洞方言“家”白讀音為[]，臨汾方言“家”的舊讀音為[]。在語流中，“家”的讀音因其在詞語中的位置不同而不同。當“家”位于詞語的前字位置時，一般讀單字音，如臨縣方言中“家產”的“家”讀[]，運城方言中“家產”的“家”讀[a31]。有連讀變調的也一般為正常的語流音變，如：山陰方言“家產”的“家”讀[313-31]，聲調發生變調。當“家”位于詞語的后字位置時，有時會輕讀或弱化，如：天鎮方言“親家、買賣家”中的“家”讀輕聲[?]，“二兒子家”中的“家”讀[]，發生促化。這種音變既有語音條件，又跟語義、語法關聯，發生音變的“家”有的是詞綴，有的有詞綴化傾向，是一種特殊的音變。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音變也是一種跟語音、語義關聯的特殊音變。它不屬于純粹的語流音變，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具有相同語音條件的都會發生同樣的音變。但事實上，方言中具有相同語音條件的三字組并不一定發生同樣的變化。例如，定襄方言中的“黃瓜花”和“于家莊”都是“陽+陰+陰”的聲調格局，但“黃瓜花”中的“瓜”聲調保留陰調，“于家莊”中的“家”聲調發生變調，讀為輕聲，可見二者在語流中的音變規律不同。同一村落名稱中的“家”可以有多種音變形式，如前面所舉定襄話的情況，也說明它不屬于一般意義上的語流音變。因此，我們認為，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音變是一種特殊的音變，屬于變音的范疇。

徐通?（2003）認為，漢語的基本結構格局是“1個字?1個音節?1個概念”，三者一一對應。但是，由于語言的發展，漢語中出現大量的雙音詞，呈現出“2個字?2個音節?1個概念”的狀態，與基礎性的格局矛盾。有矛盾，就必然會有改造和反改造的競爭，變音就是在這種競爭過程中產生的一種音變。在山西的村落名稱中，“家”出現在“姓氏+家+通名”的格式時，構成“3個字?3個音節?1個概念”的格局，與現代漢語普遍存在的“2個字?2個音節?1個概念”的格局矛盾，必然會由音義互動而將“3個字?3個音節?1個概念”的格局納入“2個字?2個音節?1個概念”的框架之中。在結構格局的調整與改造中，“姓氏”和“通名”承擔了這個格式的主要語義和區別性語義，“家”的語義負擔減輕，語義出現虛化，且它在整個格式中處于中間位置，語音通常弱化，語義虛化跟語音弱化相關聯，于是變音現象就出現了。在改造與反改造的競爭中，變音現象出現多種類型，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變音正反映了這個漸變過程中變音類型的復雜性、多樣性。因此，音義互動和結構格局調整是“家”產生各種復雜變音的內在機制。

三、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文化闡釋

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村落名稱一般很少變化，具有較強的保守性，因而蘊含了豐富的語言及地域文化信息。很多村落名稱跟其歷史、地貌甚至傳說故事等文化信息密切相關。例如，“回鳳村名”因傳說是鳳凰回巢之地而得名，“湯頭村名”因所處溫泉的源頭而得名，同時反映了古人稱熱水為“湯”的詞匯信息，“青石村名”的“青”讀音為[]，同“萋”，反映了該方言梗攝開口二等字讀為陰聲韻的現象。這一現象正是宋代以來秦晉方言語音特點的保留，有文獻為證：“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如山西人以坐為?，以青為妻。”（明?陸容的《菽園雜記》）

除村落名稱本身具有保守性之外，它所出現的格式穩固性也很強。“姓氏+家+通名”是村落命名的一個非常普遍的格式，反映了傳統村落文化以姓氏、家族為基本單位的文化信息。山西在歷史上是一個民族交融、五方雜處的地域，人口流動頻繁。特別是明朝以來的大規模移民，對人口地理產生了重大影響，“問我家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也成為一句廣為流傳的諺語。據統計，“洪武永樂的50年間，大槐樹移民共18次，每次少則七八十萬，多則百萬，遷往地點……主要有北京、河北、山東、河南、湖廣與山西的大同、晉中、太原”（降大任，2004：228）。元末明初，山西僅晉南一帶少戰爭，晉北、晉中、晉東南地區均有戰亂，人口銳減（喬全生，2008：326）。因此，這些移民在山西省內也有廣泛分布。他們遷徙到目的地之后，一般會世代居住，繁衍生息。據筆者搜集到的定襄縣回鳳村《回鳳范氏（前范）家譜》所載：“我回鳳范氏始祖，在明朝初期洪武年間，由山西省陽府（今臨汾）洪洞縣大槐樹村遷來……至今六百余年，生子添孫幾千人。”六百年來，范氏在回鳳村從其始祖范金璋開始，已發展至二十一世，該村至今仍是以范氏為主姓的村落。可見，以姓氏、家族為基本單位聚居是傳統村落存在的最主要的形式，在村落命名方面，通常便會以最初到達這個村落的移民的姓氏來命名，“姓氏+家+通名”也就成為最常見的村落命名方式之一。

由于語言和文化的雙重作用，“姓氏+家+通名”格式的村落名稱在當地人心理認知中的焦點是“姓氏”和“通名”，中間的“家”變得不那么重要了。隨著語義作用的減弱，語義開始虛化，語音也相應弱化，音義互動，從而發生了各種類型的變音現象。這樣，它也就順理成章地逐步納入現代漢語中更常見的“2個字?2個音節?1個概念”結構框架之中。當然，這種變音是漸變式的，山西村落名稱中“家”的變音情況正好反映了這樣一個動態過程。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改革開放30年來北京話語音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4WYC055]；中國傳媒大學科研培育項目“京郊村落方言的現狀及歷史層次研究”[項目編號：CUC15A18]。）

參考文獻：

[1]侯精一，溫端政主編.山西方言調查研究報告[Z].太原：山西高

校聯合出版社，1993.

[2]降大任.山西史綱[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3]喬全生.晉方言語音史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08.

[4]王福堂.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M].北京：語文出版社，

1999.

[5]王臨惠.汾河流域方言的語音特點及其流變[D].濟南：山東大學

博士學位論文，2001.

[6]王文卿.山西地名中“家”的弱化音變[J].方言，2009，（2）.

[7]溫端政主編.山西方言志叢書[M].北京：語文出版社，1985.

[8]徐通鏘.音節的音義關聯和漢語的變音[J].語文研究，2003，

（3）.

（范慧琴 北京 中國傳媒大學文法學部語言系 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