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兩會熱點提案,2017年浙江代表團成員名單及提案話題解讀

浙江2017年兩會提案一

婦聯如何推動廢除嫖宿幼女罪

1997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刑法修訂案，將“嫖宿幼女”單獨定罪，規定“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立法初衷是嚴厲打擊嫖宿幼女行為，因為嫖宿幼女罪起刑點是5年，而普通的強奸罪起刑點才3年。

問題的另一面是，強奸罪最高可處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頂格刑”才15

年。貴州水等地發生公務員、教師等性侵幼女案，但以“嫖宿幼女案”論處。由于幼女不是完全行為能力人，那些受害兒童不但身體受辱，頭上還頂著“賣淫”的帽子，引發舉國憤慨。

全國婦聯作為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挺身而出。2013年5月，海南萬寧一校長帶小學女生在賓館開房過夜，由萬寧縣級市檢方向萬寧法院提起公訴。按現行法律規定，嫖宿幼女罪由基層法院管轄;而如果定強奸罪，鑒于情節嚴重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則應由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婦聯機關報《中國婦女報》刊發文章，呼吁《萬寧校長強奸幼女案應由中級法院審理》。最后，該案由海南省一中院“提級”審理，兩名被告人以強奸罪判處。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多次提案，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洪天慧聯名二十多位政協委員提案，建議取消“嫖宿幼女罪”。“三八”婦女節前夜，多位女性全國政協委員聯袂召開記者會，呼吁廢除“嫖宿幼女罪”。全國婦聯副*甄硯大聲疾呼：“嫖宿幼女罪的罪名實際上從法律上給有些犯罪人員一個空隙，甚至是一個‘免死牌’。”

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二審刑法修正案(九)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婦聯*沈躍躍，全國人大內司委主任委員、前監察部部長馬?，還有多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廢除“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一律按強奸罪論處。

在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8月29日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刑法修正案(九)，備受爭議的嫖宿幼女罪被取消。

浙江2017年兩會提案二

決策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國務院辦公廳提出“政務輿情回應”的命題，體現了建設回應型政府的要求。從“管制型政府”到“回應型政府”，需要及時了解民眾的意見、訴求，與社會合作，與媒體互動，對公共事務進行“共治”。重大公共項目開放決策參與，實際上是讓民眾為政府分擔責任。一旦經程序決議的項目再有爭議，政府所承擔的壓力小得多。網約車政策從征求意見到正式出臺，刑法有關嫖宿幼女罪的修訂，展示了對民意的誠懇和謙卑，體現了政府和立法機關與民意的良性互動。

一、政府和立法機關不具有“上帝的視角”，對公共事務的所有利益節點不可能從一開始就有精準的判斷。文學作品中“上帝的視角”，是指敘述者如同無所不知的上帝，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出現在各個不同的地點，了解過去、預知未來，還可隨意進入任何一個人物的心靈深處挖掘隱私。政府管理部門、立法部門對民意的征詢和吸納，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如“嫖宿幼女罪”的立法初衷恰恰是加大幼女權益保護力度，但在客觀上為性侵幼女提供了保護傘，這是立法者始料不及的。交通運輸部的網約車政策，是在輿論的質疑、呼吁、批評、批判甚至圍剿中，逐步走向完善，在消費者、司機、企業、臺等多個主體之間，力爭取得“最大公約數”。

二、主要負責人要做“第一新聞發言人”，釋疑解惑。楊傳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時親上火線，多次就網約車問題舉行新聞發布會，接受記者采訪。他坦率地表示：“網約車我坐過，我也請我的工作人員、司機都去坐過，有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坐過，也體驗過。如何給它量體裁衣地提供一個辦法，這是我們在研究和制定指導意見和暫行管理辦法當中提出的。”這種“代入感”，表明政府部門負責人對民意感受有清晰的認知。而天津特大火災爆炸事故發生后，對于事故責任輿論洶洶，天津市前主要負責人直到第十次新聞發布會才露面，錯失了一個表明擔當的機會。

三、突發事件是有關部門表明價值立場的契機。在萬寧校長“開房門”中，《中國婦女報》發聲，嚴正表態，彰顯了婦聯組織的存在感。有時一個突發事件處置的示范效應，超過連篇累牘的政策解讀文章。在一些重大新聞事件中，政府部門和群眾組織如果失語，會被民意邊緣化。

四、在公共事務中，讓所有利益相關方充分表達關切。比如網約車，當初一邊倒批評交通運輸部設置過高門檻的網民，主要是網約車乘客或司機，他們在網上有較大的話語權。但別忘了全國還有260萬出租車司機，在網約車和出租車形成差異化服務之前，可能出現惡性競爭;還有城鎮老年人群，打車軟件加劇了他們路邊揚召出租車的困難。人民政府調和鼎鼐，既要聽取網絡輿論的激越呼聲，也要關注網上“沉默的大多數”，還要關心那些壓根不上網的人群的利益。在“網絡問政”的年代，不能丟了干部下基層訪貧問苦的傳統。

浙江2017年兩會提案三

網約車新政：從輿論嘩然到“最大公約數”

網約車(“專車”)是些年出現的新生事物，方便了城鎮年輕人特別是白領的出行，但也引發了出租車與“專車”之爭，在多個城市出現了“的哥”包圍網約車司機抗議的情況。一些網約車企業通過“紅包”補貼搶占市場，沖擊了正常市場秩序;承運人責任主體不明確，存在乘客安全和個人信息安全等風險漏洞。

這就把負有道路運輸市場監管責任的交通運輸部，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上。而4月國務院制定和印發了《國務院關于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為網約車作為“互聯網+出行”的創新開了綠燈。交通運輸部處在中央政府倡導“互聯網+”和城鎮居民移動出行的雙重壓力中。

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時任交通運輸部部長的楊傳堂接受北京一份報紙采訪。記者問：您覺得私家車能進入專車運營嗎?楊傳堂答：“永遠不允許。”而談到司機抱怨出租車“份子錢”那么貴時，楊傳堂答：“我覺得不能降，該多少就是多少。”在網民看來，政府主管部門是站到了出租車企業“特殊利益集團”一邊，輿論嘩然。

這兩段話都有特定語境。楊傳堂談專車時剛說過私家車開黑車不能保障服務和安全，偷稅漏稅，“政府部門要堅決打擊”;而談到“份子錢”，考慮到企業要為司機承擔三險等因素。

網約車問題的第二次輿論風波，是交通運輸部草擬了《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10月在國務院法制辦網站公布。這份征求意見稿要求網約車登記為出租客運，而出租車的報廢年限是8年;網約車經營者應當與駕駛員簽訂勞動合同，這勢必把眾多私家車主擋在門外。一些學者發表公開信，激烈地批評這是沿用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思維監管網約車，會阻礙移動出行新業態的發展。

在一個月時間里，征求意見稿收到了6832條意見和建議。工作小組到21個不同類型的城市進行專題調研，召開了五十多次不同范圍、不同層次的座談會、論證會和咨詢會，還研究了美國、英國、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及香港、臺灣地區出租汽車的法律法規和管理政策。7月頒布《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對當初的征求意見稿做出了重要調整：把網約車的車輛登記性質調整為“預約出租客運”，反映了新業態的特征;考慮到網約車使用強度不比巡游車，對車輛報廢給出了一個更寬松的空間，即行駛里程未達到60萬千米、但使用年限達到8年時，退出網約車經營，可轉成社會車輛繼續使用;明確臺公司可根據工作時長、服務頻次等特點，與駕駛員簽訂多種形式的勞動合同或協議，以滿足網約車靈活用工需求。

網約車改革，體現了中國政府以人為本、以乘客為本、鼓勵和包容創新的政策取向，兼顧衡各方的利益和訴求，得到了社會各界的普通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