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教育部發出新中國第一個“減負令”??《關于減輕中小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以來，國家層面已發布了9道“減負令”，地方出臺的“減負令”多達上百道。然而，現實情況是，學生的課業負擔不減反增，家長的焦慮感更甚。

對比9道“減負令”，記者發現，每一道“減負令”所對的“癥”都是學生課業負擔過重，都在試圖糾正片面追求升學率的不良傾向。稍有不同的是，不同時期學生課業負擔的程度和社會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形式各異。

梳理歷年的“減負令”，記者發現，2000年以前，國家層面發布的“減負令”，其政策“靶心”瞄準的主要是課堂內的學業負擔。比如，不得隨意增減課程設置和教學時數，不得任意增加教學內容，要嚴格控制考試和競賽次數，以及限制作業量、控制計劃外教輔使用量等。

2000年后發布的“減負令”，在重申此前多道“減負令”關于控制考試、控制競賽次數、教學要嚴格遵循教學大綱等內容的基礎上，從制度性安排的視角，開出了不少“藥方”，提供了多個政策選項。比如，2000年1月發布的《關于在小學減輕學生過重負擔的緊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學生學業評價取消百分制，同時要求在已經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地區堅決落實小學免試升初中的規定。

這些制度性安排成為此后減負政策的“壓艙石”。2004年6月教育部出臺的“五堅持五不準”在重申此前政策基礎上，再次明確“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一律實行免試就入學，不準按照考試成績排隊”。

遺憾的是，日趨復雜的社會情境，不僅使中小學減負陷入一邊學校減負另一邊校外培訓機構拼命加碼的怪圈，而且客觀上導致此前出臺的相關制度性安排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學校取消的“小升初”考試紛紛轉入地下或半地下，最終換來了校外培訓班的持續紅火，不但學生的課業負擔未減，反而增加了家長的負擔。

針對“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課補熱等社會新苗頭，2013年8月出臺的《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明確提出嚴禁違規補課、公辦學校和教師不得組織或參與舉辦“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課補，試圖打破“學校減負、社會加負”和“教師減負、家長加負”的怪圈。在當前由一維走向多維的社會情境里，我國未來的中小學減負問題，亟待新的思維、新的政策選項去逐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