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打假人”是指以賺錢為目的打假，明知商品有問題故意大量買入然后通過打假要求商家支付賠償的行為。

關于“職業打假人”的一個個鮮活的案例卻潛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國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改變著消費市場格局，同時對我國產品質量、消費領域的立法、執法也起到了彌足珍貴的完善作用。《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出臺為消費者維權提供了許多幫助，消費者可以查詢舉報后查處的結果。趙建磊說，去年，他訴“可口可樂”、“王老吉”進行欺詐性銷售的官司，若放在幾年前“是不會打贏的”。

在維權過程中，經常遇到法規“打架”的情形。不同行政部門的行政規章存在沖突，讓消費者無所適從。比如，很多食品標簽上描述了保健功能，按照國家工商總局《食品廣告發布暫行規定》，借助成分明示或暗示保健作用是不被允許的，因為包裝也算廣告的形式之一。但在質監系統關于食品標簽的強制標準中，則可以允許介紹成分的功能，而這些描述功能的文字往往就是在宣傳食品的保健作用。也就是說，同一個標簽，按照一個標準是合法的，但按照另一個文件就不合法。

產品的“三包條例”看似保障了消費者的權利，但實際上卻是“立法的倒退”，“因為‘三包條例’不少是各個行業組織起草的，而背后則是行業的經營者出錢資助起草，其中埋下一些對消費者不利的條款，實際上是在誤導欺騙消費者”。

職業打假走到今天備受爭議，有人說很大程度凈化市場了，也有人說知假買假行為可恥。

支持造假或支持打假均依賴于可持續性邏輯，最高法支持知假買假索賠是精確的，體現消法的懲治精神。鼓勵國民參與打假，發揮國民之剩余價值，提高經營者違法成本，提高行政、司法服務質量，資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因此，所謂浪費行政、司法資源一說不應存立。從國民恒久及總體來說，各盡所能，各司其職，和衷共濟，守望相助，無疑是在節約凈化市場的國民成本，無疑是自益與公益一致的謀福公式。實踐中，商家多數以虛假廣告、虛構標價、標識或內在質量不合格，導致產品不合格而無法使用或失去本身價值，給購買者造成了損失。而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也并不因為購買者知情而改變其性質。若以知假買假人不能賠，不知假買假人因不知道也不能賠。必須有消費者上當后才知道原來是假貨，經營者的欺詐行為才能算成欺詐行為的話，豈不成天大的謬論。消費者“知假買假”不能索賠，這將難以實現《消法》的公價值和秩序價值，這實際上是對作為欺詐方的商家的放縱和寬容。

購假之后，50%以上的“職業打假人”都會與商家“私了解決。剩下的會去工商舉報，或到法院起訴。在北京，每年的訴訟就有三十多起，但有很多都不是用“職業打假人”自己的名字起訴的。客觀上說，也只有賠錢才能觸動商家的利益，促使他們把問題改正。而那些屢教不改的企業更是他所打擊的目標。

“職業打假”也確實能夠帶來一定的收益。謝先生說，他一年的打假收益扣除成本至少也在五六萬元。而據記者了解，有些甚至更高，可以用“可觀”來形容。

商家:“他們是在借機敲詐”

對于商家來說，這些“職業打假人”令他們感到頭疼。北京某著名購物中心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人在購買問題商品后，一般都先給商場打電話要求“私了”。“其實就是為了要錢。”

要求“私了”時，這些人往往會開出高于商品價格幾倍的索賠額，有時還會拋出“讓媒體曝光”、“訴諸法律影響不好”等帶有威脅性的語言。而出于商業聲譽考慮，如果商品真的存在瑕疵，商場也不愿意鬧到法院，通常都會選擇“私了”。“他們就是在借機敲詐，而且是以此為營生。”

社會上給予職業打假人的評價褒貶不一。更多的消費者把他們當作是英雄，但也有人認為他們就是在借此為己謀利。職業打假人純粹是為了賺錢，商家給錢，他們就閉嘴，假貨越多他們賺的錢越多，他們希望假貨越多越好，他們打假，不會告訴群眾也不希望群眾知道哪里有假貨怎么識別和預防假貨。職業打假人應該如何定位?社會學家夏學鑾將那些以營利為目的的“職業打假人”比做“不良商業生活孕育出來的寄生蟲”。俗語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因為有假，他們才有存活的空間。客觀上來講，這些人對于市場的凈化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仍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的代表。當“打假者”以索賠為目的時，也要守住一定的底線。有時候合法與違法之間僅有一線之隔，職業打假就像在打擦邊球，同樣要面臨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