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社部門在解釋新的最低工資標準時指出，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不含勞動者個人依法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這些應由用人單位另行支付。勞動者延長工作時間的加班費，中夜班津貼、夏季高溫津貼及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下的崗位津貼，伙食補貼、上下班交通補貼、住房補貼也不作為月最低工資標準的組成部分，應由用人單位另行支付。

2017年失業保險金標準將實行“先歸并，再調整”，不僅提高待遇，也簡化操作，方便失業人員理解政策和計算待遇。“先歸并”，即先將目前按照累計繳費年限和年齡分三檔設置的不同標準，就高統一歸并至最高檔。“再調整”，即在第一檔第1-12個月失業保險金最高標準1520元/月的基礎上增加140元/月，調整為1660元/月。

上海還從4月1日起將2017醫保年度職工醫保統籌基金最高支付限額從42萬元提高到46萬元，最高支付限額以上的部分，仍由地方附加醫療保險基金支付80%。上海同期還調整了就業補助、工傷保險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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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總工會：5元、10元之差亦關系“民生”

依靠采價系統和511家樣本單位確保相關數據的科學性

作為上海市勞動關系三方委員會中唯一的職工代表方，上海市總工會通過建立全市職工工資和低收入職工家庭生活支出情況的日常監測網絡，一直以來堅持從源頭參與最低工資標準制定與維權工作。記者獲悉，在歷年最低工資調整制定中，總工會通過大量前期基層調研及嚴謹數據分析，為提高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合理、科學地“發聲”。

現狀???

除2009年外，每年都頒布

“早在1987年，上海工會就進行了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可行性研究，并向市人大提交了議案。1993年11月24日原勞動部發布了《企業最低工資規定》，同年上海就開始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工作，除發生國際金融危機的2009年外，每年都頒布新調整的最低工資標準。”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一位相關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她參與了最低工資標準制定工作的全過程。　　所謂最低工資標準，根據《勞動法》規定，是指勞動者在法定工作時間或依法簽訂的勞動合同約定的工作時間內提供了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用人單位依法應支付的最低勞動報酬。　　2017年4月1日起，上海月最低工資標準從2190元增至2300元，增加110元，上調幅度為5.02%，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從19元調至20元。其中，最低工資不包括個人所繳納的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也不包括延長法定工作時間的工資，中班、夜班、高溫、低溫、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環境、條件下的津貼;伙食補貼(飯貼)、上下班交通費補貼、住房補貼。　　傳統制造業、居民服務業、批發零售業、餐飲業……該人士告訴記者，上述行業的生產一線及輔助崗位，較為集中地匯聚了以最低工資為薪酬標準的在職職工。

從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調查的一組數據來看，在上海，服務業實得收入在2020元的占行業總人數10.3%，其中77.5%為生產一線和輔助崗位職工;制造業，收入在2020元的占行業總人數5.3%，其中84.3%為生產一線和輔助崗位職工;批發零售和餐飲住宿業，月收入為2020元的占行業總人數3.7%，其中57.1%為生產一線及輔助崗位。

作用???

四成職工認為最低工資顯著影響工資增長

資料顯示，整個“十二五”期間，上海最低工資標準一直以兩位數的速度向上跑，年均增長率12.5%，從1120元提高到2020元。

就國際慣例而言，最低工資一般應達到當地社會均工資的40%-60%。而上海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幅度均高于全市職工均水。據總工會介紹，，上海的最低工資加上個人社會保險最低繳費后，已占到上年職工均工資比例的43.2%。

調研證明，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對低收入職工工資增長、縮小初次分配收入差距作用明顯???

上海市總工會開展的“本市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對職工收入及家庭生活的影響”專項調查結果顯示，據統計，在被調查的2065名職工中，有39.2%的職工認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是推動自己工資增長的最大因素。五年工資增加次數越多，認為最低工資標準上調作用最大的人數占比越高。

2010年至，2065名職工人均加工資3.13次，人均每月累計增加929元。對職工加工資頻率統計顯示，三成職工增加工資次數達到了五次，人均月累計增加額1171元，略高于最低工資標準1070元的增加額。

協商???

采價系統+511家成員單位：深入采集職工收入數據

上述市總權益保障部相關人士說，“參與最低工資的調研和制訂，首先就要‘坐得住’，其次是要對數據敏感。”

她說，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主要考慮城鎮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費用支出、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職工均工資、經濟發展水、企業人工成本等因素。由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會同上海市總工會、市企業聯合會、市工商業聯合會共同研究提出方案。

“整個協商流程繁瑣，若三方第一次提出的觀點差異較大，那就還要協商第二次、第三次……只有到觀點基本接后，人社局才會最終拍板逐級向上匯報，經審議批準后，最后向全社會公布。譬如2017年的最低工資調整，三方從去年12月就啟動了第一次協商。”

記者從市總權益保障部了解到，上海市總為了履行好源頭維護的職責，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建立職工尤其是困難職工的收入和生活消費狀態的調查網絡，并開展了各項專題調查，為每年最低工資標準的調整提供詳盡的依據。

作為數據來源之一，上海市總工會“企業職工收入狀況調查網”包括了511家成員單位。其中國有企業211家，占41.3%;集體企業22家，占4.3%;有限公司28家，占5.5%;私營企業189家，占37%;港澳臺和中外合資企業61家，占11.9%。行業分布包括制造業、批發零售和餐飲住宿業、運輸、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服務業、教育衛生和文化娛樂業、其他等七大行業。

市總權益保障部介紹，針對這511家單位，開展一年兩次的常規調查。涉及兩部分內容，一部分是分配：包括職工人數、工資總額、均工資、不同崗位的均工資等等;第二部分是福利：包括職工社會保險參保情況、職工療休養、勞動保護培訓等。511家企業，一家一張詳盡的統計報表，匯總到市總工會，再通過數據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

數據來源之二，則是上海工會系統中的一支采價員隊伍。他們每周穿梭于菜場、超市、賣場，記錄與低收入職工家庭息息相關的消費品價格。譬如洋雞蛋500克4.52元、鳊魚500克12.01元，在目前的物價采集中，除了指定菜場的主副食品價格外，還包括各類生活用品的采價。30多年來，這項數據的采集和分析也為最低工資調整提供了有力依據。

宗旨???

在保證職工基本生活和企業可承受度中找衡

對職工來說，最低工資意味著維持基本生活及溫飽的最低保障線。

政府每年在調整最低工資時都聽取兩方面的意見：第一個是聽取總工會等代表的就業人員的意見;另外聽取企業聯合會、工商聯等代表的企業經營方的意見。最后找到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數字。

上海市總工會權益保障部負責人坦言，“三方臺下的關系雖很要好，但一上談判桌，各家都是據理力爭。”

“事實上，我們和政府的目標是一致的，但企業方和職工方都需要有一個代表來為他們發聲、說話。”她說，每年，哪怕為了5元、10元的調整幅度差距，各家都是站在“民生”的立場上，充分發表意見觀點，用數據擺事實、講道理，常常爭得面紅耳赤。

然而，在宏觀經濟增速下降，企業面臨轉型時期，作為職工代表方的總工會也并非一味建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

該負責人表示，“我們在調整過程中也要掌握一個‘度’，就是既要考慮低收入職工的薪資提高幅度，也要考慮企業承受的負擔，要注重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的科學性，充分發揮最低工資標準對低收入勞動者及家庭成員基本生活的保障作用。”

當然她強調，每年最低工資增長要守住的底線包括，首先把物價增長水覆蓋掉，確保實際生活水不下降;其次，要使勞動者能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譬如，去年上海的物價指數全國最高，達到3.2%。這對低收入職工群體來說開銷就大了，實際收入等于下降了，基本生活就難保證了。”

市企聯：上海最低工資含金量全國最高

企業從“被動接受”到“達成共識”

最低工資制度客觀上是把“雙刃劍”???漲得太慢不利于保障低收入者權益，漲得太快有可能拖累用人單位。經過三方協商機制多年的磨合，對于調整最低工資標準，企業已從一開始的“被動接受”逐漸變為“達成共識”。

企業最低工資意識增強九成企業愿意上調

2001年，我國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經驗,建立了國家級的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2002年上海市協調勞動關系三方聯席會議也隨之正式啟動運作。其中，市企業聯合會與市工商聯代表企業方參與上海最低工資標準制訂。

“起初幾年做調研時，許多企業會直接表態‘最低工資不要加’;可最幾年的變化很明顯，說‘不加’的企業已經非常少了。”上海市企業聯合會雇主部宋靖坦言，引入勞動關系三方協商機制之初，滬上不少企業對于“最低工資”的概念和認識，僅僅停留在“成本”和“負擔”的層面上。而幾年改善明顯，有九成以上企業表示愿意上調最低工資。

然而經過15年的磨合，對于最低工資是否該調整，企業已從一開始的“被動接受”逐漸變為“達成共識”。

宋靖說，一方面，三方通過年年對企業的調研，無形中加深宣傳了“最低工資”的重要意義和必要性，企業認識到對于一些一線、崗位水較低的職工，不能冷漠以待，應該給予關心;另一方面，企業也確實感受到了幾年物價上漲的勢頭猛烈，也自發希望做一些調整，來保障職工的生活水不過多地受其影響。

從去年9月起，市企聯啟動2017年最低工資標準的專題工作，在各個行業組織了多家具有行業代表性企業，了解勞動標準政策尤其最低工資標準政策對上海企業用工方式選擇的影響，走訪部分企業并召開了區縣企聯、行業協會及創新型企業座談會，發放了2000份調研問卷，調研樣本基本覆蓋各個行業、規模、性質，并且特別涵蓋到本市所有區。

民生微利行業負擔仍不輕商超行業首次出現虧損

需要注意的是，最低工資調整帶來的影響并非簡單唯一，它的變動會牽涉到一家企業甚至整個社會的工資水。

一個較為極端的例子是，上海青浦一家箱包企業，規模四五千人，老板海歸。由于從事出口箱包代加工，一線基礎崗位職工收入大多接最低工資。幾年前的一次最低工資標準上調后，老板依約給這些一線員工漲薪資12%左右，沒想到，這一本該無可厚非的調整卻引起了公司中層員工的不滿。他們質疑：為何一線員工工資能漲12%，創造更高附加值的中層員工薪資漲幅卻只有個位數?由此引起了該企業一場群體性糾紛。

對此，宋靖表示，該企業雇主依照《最低工資規定》給一線員工漲工資并無錯處，而企業中層員工想法簡單，并無考慮到他們薪資的基數本就在高位，如果按同比例一樣上漲，雇主或許會不堪重負，“但由此可以看出，最低工資調整會帶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因此調整幅度的多少，必須謹慎以待。”

上海市企業聯合會雇主部主任李敏告訴記者，最低工資標準具有剛性特點。

這種剛性標準一旦制定就必須強制執行，而一旦提高就難以降低，這或許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工資剛性增長脫離勞動生產率，也會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人力資本投資的意愿。

另外他提到，從企業內部來說，往往對不同技能和崗位的勞動者適用不同的工資標準，當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得到提升，企業內部工資結構的公性就會被打破。而從外部市場上來說，企業和勞動者都是千差萬別的，市場的變化也會對一些行業的盈虧、興衰帶來新變化，這都應納入最低工資調整幅度的考量中。

李敏向記者透露，在今年最低工資調整標準的前期調研中，市屬商超企業，如華聯、聯華、良友等超市，年來因房租高企，人工成本上升(人工成本占總成本60%以上)，電商沖擊，造成經營不堪重負，出現關店趨勢(今年1月-6月，從業人數下降7.3%)。以良友為例，今年因虧損關掉門店20%，減員21%。

上海最低工資含金量最高降“五險一金”繳費基數呼聲大

上海一家從事電子配件生產的公司經理吳先生表示，目前上海的制造企業幾乎沒有在最低工資線上雇傭職工，基本都得在一倍以上。“看似最低工資沒有任何指導意義，實際上一旦調整，對企業影響還是相當大。每次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職工就會要求漲薪，為了留住職工，企業實發工資基本是跟著最低工資上調的幅度走。”

另外他提到：“工資上漲，公積金、養老金等費用也會水漲船高，這也是企業最擔憂的地方。”

李敏認為，目前雖然全國各地都執行最低工資標準制度，但其“含金量”是有差別的。　　例如北京及上海均明確最低工資標準不包含“個人應繳納的各項社會保險費和住房公積金”，用人單位應按規定另行支付，而除了這兩地之外的其他省市所參照的最低工資則是稅前工資。

“上海的最低工資指的是實際到手的純收入，如果按照上海219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加上社保繳費等，企業支付工資實際在3000元以上，遠高于其他地方水。”

我國社保繳費基數下限按照當地社會均工資60%比例執行。根據目前上海市職工社會保險繳費標準的相關規定，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的社保繳納基數下限為3563元，企業繳費比例合計為35%，個人的繳費比例合計為10.5%。由此，按照最低繳納基數計算，企業需為職工繳納1247.05元，職工個人應承擔374.12元。

也就是說，對一些勞動密集型中小微企業來說，目前社保的最低繳納基數還高于其大多數員工的實際所得工資。這樣的繳費基數設定，使得社會保險繳費在企業人工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較大，成為了許多企業普遍反映的“困難”。

那么，工資成本的上漲，企業應該如何來消化?“降低企業用工成本不能只盯著員工工資，”李敏認為，企業的積極應對之道，應體現在走品質創新和品牌發展之路。

人社局專家:

標準類似“原始參照系”

今后最低工資依然“必須上漲”

上海某區人社局相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雖然每次涉及最低工資標準調整，總會引來一些質疑聲，但不可否認，最低工資標準確實保障了勞動者，特別是那些低收入勞動者的權益。　　對于現實情形中，一些早前“低門檻”的工作目前實際月工資已超過最低工資標準的現狀，他表示，“如果由此就認為最低工資標準失去了指導意義，那就大錯特錯了。”

他說，制定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是政府的責任。它的特點是要保證每一個、任何一個勞動者在正常勞動的前提下，獲取到一定額度以上的到手勞動工資。“不論哪些行業如今在用工市場給出的薪資是三千還是四千，首先這并不代表所有勞動者都有相等的議價能力;其次，最低工資標準也不會因為某些行業的市場變化而停止制定或一味加大調整幅度。”

他透露，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的保護，在資本逐利性的推動下，大部分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將越來越低，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強勢資本的無情打壓。因此，一方面，勞動者個人及其家庭成員的基本生活將無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另一方面，市場也將因為缺乏足夠的購買需求而逐步蕭條，從而使市場本身受損。企業要運行，相應的崗位就必然存在。

另外，該負責人還特別提到，最低工資標準的制定實際還牽涉和影響到多項其他社會標準的制定，“最低工資就像是一個‘原始參照系’一樣，”沒有它，那么上海的“失業保險金標準”、“就業補助標準”等等，也就無從而定。

從客觀發展趨勢來說，該負責人認為，今后上海的最低工資標準依然“必須上漲”。他說，回顧過去十幾年，除了在2009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這一特殊情況下，要暫停提高最低工資讓企業“喘氣”外，上海堅持年年調整最低工資，且保持著全國最高水。

“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為了讓企業有高利潤，而是為了勞動者權益保障和一個健康有序的市場發展愿景。如果沒有最低工資標準，且不論勞動者權益保障，單就企業利益而言，缺乏消費的市場必將衰亡，企業也將最終衰亡。”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