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冬苓：是機緣巧合，當時也得到了財稅界學者和專家的關注、鼓勵和支持。我在2013年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時，恰好碰到了“國五條”，這個事情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二手房交易出現爆棚，一些地方為了減少二手房交稅，出現了夫妻假離婚的事情。于是就請教律師和專家，才了解到我國過去的稅收基本上都是按照國務院暫行條例的方式來收取的。

但令人欣喜的是，在我上一屆當代表的過程中，我的議案大部分轉化為現實。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要落實“稅收法定”，還有了時間表，即到2020年落實稅收法定。

北青報：接下來的關鍵點是什么？

趙冬苓：如何提高立法質量。因為當時確立暫行條例時，很多沒有經過廣泛醞釀和討論，顯得比較粗，在執行上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比如個人所得稅法，很多復雜的問題都不能涵蓋。

對稅收立法進程的評價很積極

北青報：從2013年關注財稅問題到現在，您覺得難嗎？

趙冬苓：不容易。稅收法定本身就是一個限權，是對公權力的限制。我們現在提出稅收法定，就是說收任何稅都要經過人民群眾的同意，需要經過全國人大同意。立法法通過時，從二稿、三稿到最后的表決稿，這個過程我都親歷了，確實很不容易。我從中也看到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設置的實際價值所在。

總之，我對現在稅收立法進程評價還是很積極的。2020年要實現稅收法定，接下來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每一部法律怎么樣更科學、更實際、更能促進社會發展，還需要得到更多專家、學者們的論證。

北青報：您對您上一屆的履職情況，會打多少分？

趙冬苓：頂多打60分吧。作為一個人大代表，我起碼是在任期內把一個事關國計民生、民主法治的議題提出來了，在立法法中最終也體現出來了，還是有成就感的。但是你要說做得多好？我覺得做得不好，中間也有很多的糾結，比較復雜，但還是一路堅持走下來了。哎呀，搞文學的人總是想得比較多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