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蘇榮從一個普通干部成長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也為人民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隨著地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他逐漸地變得自大墮落，把廉潔自律的要求和接受黨的監督的要求置于腦后，喪失原則、不依紀依法辦事，逐漸開始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最終從一個黨的高級干部蛻化變質為人民的罪人。以下是高考知識網分享的蘇榮案件警示錄心得體會，歡迎參考!

蘇榮案件警示錄心得體會一

日，讀了《領導干部違紀違法典型案例警示錄》中的全國政協原副*蘇榮案件警示錄一節，很受觸動，蘇榮違法違紀案件為各級領導干部提供了很好的明斷得失的鏡子，對我來說，也從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警示。思考這個典型案件，我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談點認識。

一、領導干部必須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正確的理想信念

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蘇榮走上自我毀滅之路是各種因素作用的結果，但其中意識的變化是內因，也是主要原因。蘇榮從一個黨的高級干部墮落為人民的罪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背棄了正確的理想信念，放松了學習，背離了黨的宗旨。他作為一名受黨教育多年的領導干部，放松了改造，喪失理想信念，失去精神支柱，失去靈魂。蘇榮的毀滅警示我們，理論上的糊涂就會導致政治上的動搖，政治上的動搖必然失去正確的航標，失去健康向上的工作作風和生活態度，必然栽跟頭。中華民族需要偉大精神力量，每個人需要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生追求，反之就難免會被各種“糖衣炮彈”打到。

用反面典型警示自己，其目的就是讓人不重蹈覆轍，而最根本的作用就是要加強政治理論學習。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深化改革時期，經濟進入新常態，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對領導干部的知識水、理論修養和領導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把學習作為自己終身任務，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論素養和文化水，不斷優化自己的知識結構。同時，堅定理想和信念，不斷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地位觀和權力觀，忠實地履行*提出的“三嚴三實”的要求，作為一名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牢固樹立黨章意識，自覺用黨章規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變、政治立場堅定、方向不偏，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二、領導干部要正確運用手中的權力，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

蘇榮從一個普通干部成長為一名黨的高級干部，也為人民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隨著地位越來越高、權力越來越大，他逐漸地變得自大墮落，把廉潔自律的要求和接受黨的監督的要求置于腦后，喪失原則、不依紀依法辦事，逐漸開始用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最終從一個黨的高級干部蛻化變質為人民的罪人。蘇榮的落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上的蛻變始于防線的崩潰，到了利令智昏、巧取豪奪、無法無天，想方設法以權謀私，逐步發展到經濟上貪得無厭，政治上與黨離心離德，最后一步一步走向了自我毀滅。

一個人面對各種誘惑，最大的敵人是自己，要經得起考驗，蘇榮走向自我毀滅，再次印證了這樣一條道理：權力失去黨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必然導致腐敗。領導干部是黨組織的一員，既有監督的權利和義務，也有接受監督的義務，既是監督者，又是被監督對象。身為領導干部，應該明白這樣一個道理：自己不論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績有多大，都應首先歸功于黨，歸功于組織，歸功于人民群眾，任何人離開了黨的組織，離開了領導集體，離開了人民群眾的支持，終將一事無成。權力是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不論大小，無論在什么崗位上掌權、用權，都要多為民辦好事、解難事，真正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堅定不移地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無私無畏地同一切損害群眾權益的現象作斗爭，永保人民公仆的本色。

三、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帶頭加強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

我們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謀利益，能不能正確對待名、權、位，是對領導干部現實的考驗。領導干部只有嚴于律己，在勤政廉政上作表率，才能把一個單位的風氣樹起來。如果凌駕于組織和人民群眾之上，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用人唯親，排斥異己，對不同意見的干部，公然打擊報復，甚至擅自改變組織決定，最終會在權力、金錢面前跌跤翻船。蘇榮從忽視黨紀國法，發展到肆無忌憚地以權謀私，最終為黨和人民所唾棄的這個典型案例，值得我們每一個黨員領導干部深刻總結和認真吸取教訓。

當前我們要深入學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深刻領會學習“三嚴三實”基本內涵和實踐要求，做到對黨忠誠，嚴以修身、做人要實;做到嚴以用權、嚴以律已;要敢于擔當，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經得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是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必須經受的現實考驗。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帶頭執行各項廉潔自律的規定，做到以上率下，一級做給一級看，一級帶著一級干，層層作出示范。同時帶頭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親屬和工作人員。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為廣大干部群眾樹立清正廉潔的好形象。

蘇榮案件警示錄心得體會二

江西是革命老區，為革命勝利做出了巨大犧牲，老百姓對黨有著深厚、真摯的感情，無論任何時候、什么情況下都沒有動搖過。但是，蘇榮到江西后的惡劣行徑極大地傷害了老區人民的心，影響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蘇榮及其家族形成了以賣官鬻爵、違規用人為依托，以插手項目為渠道，以假反腐為掩蓋的斂財手法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算了一下，副廳級以上干部給我送錢款和貴重物品的人數達40多人。我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規矩，嚴重違反了組織人事紀律，涉嫌受賄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現在說這一切都晚了。”綜觀蘇榮全案。賣官鬻爵，用人唯財唯親唯順，搞團團伙伙，排斥異己，既是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突出表現，也為其親屬到處插手人事安排和經濟活動“一路綠燈”、非法獲取巨利創造了條件。

賣官鬻爵毫無尊嚴，形成團團伙伙和人身依附。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

“正常的同志關系，完全變成了商品交換關系。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蘇榮賣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級干部下至副縣級干部;什么東西都要，既有巨額現金也有名貴字畫、瓷器，連價值僅千元的小擺件也來者不拒;辦成的收，辦不成的也收，還有收錢不辦事的。不少行賄人譏笑他沒有一點省委書記的尊嚴，只是批發“官帽”的商人。蘇榮案發后，江西省紀委根據有關線索，立案調?6名廳級干部、與多名干部談話。以至于當地坊間流傳這樣的笑談，“蘇榮在外面的時候想提拔誰就提拔誰，在里面的時候想讓誰下去就讓誰下去”。

縱容親屬參與賣官，其妻常吹耳邊風，直接站前臺。其妻于麗芳一方面讓蘇榮安排請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蘇榮的影響，直接給省市領導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對于辦得不得力的，還向蘇榮施加壓力。于麗芳收受某領導干部錢款后，讓蘇榮提拔其職務，蘇榮答應幫助解決，但未能如愿，于麗芳就和蘇榮大吵大鬧，蘇榮只好辯解說“我已經盡力了，別再鬧了”。于麗芳還經常以“要不要老蘇幫忙”，暗示官員送錢送物。其子“毫不遜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蘇榮的其他有關親屬也曾應江西干部之托，向蘇榮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培養代理人，通過掮客賣官。

圍繞蘇榮及其親屬產生了一些買官賣官的掮客。

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處尋找有買官欲望的干部，常說“你也夠條件了，花點錢，我介紹你和于大姐、蘇公子認識”。社會人員郭某和于麗芳熟稔后，經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稱為“地下組織部長”。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蘇榮的下屬，他第一次到江西時，蘇榮就安排多名廳級干部宴請接風，之后多次將其介紹給有關干部，并要大家關照“這位老弟”。蘇榮應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搶著去接送、宴請、送錢送物。

以改革為托辭，為個人說了算預留操作空間。蘇榮打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號，視組織人事紀律如無物，隨意變更標準，用誰不用誰，都拿改革說事，其實是搞個人專斷。

面對全省建立廳級后備干部庫，新提任廳級干部必須從后備干部中產生的規定，蘇榮在操作中屢屢突破，讓很多干部極為反感，也讓許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須走好蘇榮這條線”。省發改委李某為了請蘇榮幫他解決提拔問題，送上價值數百萬元的名人字畫。

排斥異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勢。蘇榮對持不同意見的干部，公然打擊報復，甚至擅自改變組織決定，讓許多無心“攀附”的干部，也產生了“不敢得罪他”的心理。2009年8月，時任省冶金集團公司董事長屠某，對蘇榮力主的某集團收購南昌某鋼鐵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見，蘇榮在省委常委會已通過屠某任省國資委副主任的情況下，違規擱置了屠某的任職。蘇榮有一句口頭禪：“叫紀委查你!”經常用來恐嚇震懾不聽話的人。許多干部反映，正是蘇榮的這種做派，給了親屬和身邊人底氣，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風的膽氣，“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麗芳等人出事”。

以用人唯親唯順為后盾，把親屬插手項目作為獲取巨利的主渠道。

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

“我將自己主政的地方變成了親朋故友謀取私利的經濟領地，帶壞了社會風氣，也害了親友。”于麗芳頻繁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標投標，索取收受巨額財物。她成天往來江西各地，結交各色人等，許多干部、商人競相逢迎“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項目，大肆收取好處費。現已查實蘇榮有13名家庭成員涉案，可謂夫妻聯手、父子上陣、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斂財。蘇榮的親屬獲取巨利，看似經濟問題，根子還在用人上。一些干部為了升遷或調整到重要崗位，不得不主動或被動為蘇家的違紀違法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人前假反腐，掩飾人后真腐敗。兩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對蘇榮的評價。初到江西，蘇榮就在干部大會上說：“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離任時老百姓能說，蘇榮這個人還行，還是做了些實事，我就滿足了。”他還多次在會議上大講反腐倡廉，細數親屬的情況，信誓旦旦地保證，沒有親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對打著他旗號的人不要理會，將虛偽和狡詐演繹得淋漓盡致。有人說，蘇榮是“人前反腐、人后腐敗”。但很多同志都認為，蘇榮連“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凈，還能反腐敗?認定他在落實主體責任方面嚴重失職，一點都不冤。

一些同志將蘇榮的心態歸結為，“一方面，自身搞腐敗心里虛，很難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攪渾，既方便渾水摸魚又防止拔出蘿卜帶出泥”。2013年以來，中央紀委查處的陳安眾、姚木根、趙智勇等省級干部，江西省紀委查處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書記陳某某、某市原市長叢某某、省某局原局長王某等廳級干部，腐敗行為多發生在蘇榮主政期間，且都存在給蘇榮送錢送物問題。

蘇榮案暴露出對“一把手”任用、監管和政治生態建設存在薄弱環節蘇榮及其親屬如此猖獗，給蘇家送錢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為蘇家違紀違法辦事的地方和部門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綜合案情和有關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幾點值得研究。

選用“一把手”應慎之再慎。蘇榮所收賄賂中大部分發生在2011年換屆前后。許多干部反映，蘇榮說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親屬更是將江西視為最后撈一把的機會。2011年換屆前，于麗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講，老蘇快沒權了，需要幫忙早點說。其后，已超過規定年齡的蘇榮連任省委書記。這讓蘇家僥幸和緊迫心理交織，放手撈最后一把。

對“一把手”的監管乏力。許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權獨攬卻又缺乏監督”，“蘇榮的問題社會上早有反映，但上級發現不了、同級不敢監督、下級不敢抵制，群眾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團董事局*方某為參與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通過于麗芳等人請蘇榮給予幫助。蘇榮違反決策程序和議事規則，直接決定本應由省政府或省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決定的事項，致使南昌某鋼鐵公司57.97%的國有股權被該集團低價收購，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損失。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喪失原則、不能依紀依法辦事。從蘇榮力排眾議讓姚木根成為副省級干部，明知陳安眾反映多仍重用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并兼任省政法委副書記，到違規強推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縱容親屬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這樁樁件件，都應該有嚴格的制度、紀律和監督。可惜的是，大多數干部懾于蘇榮的威勢，或主動逢迎，或隨波逐流，使制度和紀律成了擺設。

“紅包”滿天飛、瓷器變“土產”的官場環境。不少同志談到，八項規定出臺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紅包比較常見。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紅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標志;紅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誠和信任度的標尺。

于麗芳手術后在深圳療養，許多廳級干部打“飛的”去探望，并送上紅包。以至于誰送了記不清了，誰沒送卻清清楚楚。

景德鎮瓷器也成了送禮用的“土特產”，送收雙方都拿“土特產”的幌子當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辦案人員形象地說：“如果名貴瓷器都成了‘土特產’，在南非鉆石就成了土特產。”專案組從蘇榮及其親友處共扣瓷板畫200塊，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連蘇榮也在“懺悔錄”中承認，“自己簡直成了瓷器經銷商”。

蘇榮全方位地毀壞江西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環境蘇榮作為省委書記，其腐敗行為產生的示范效應、傳導效應，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滲透性強，給江西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相當嚴重的危害。

嚴重扭曲用人導向，搞亂了干部，破壞了政治生態。

多名江西干部表示：

“用人是一個核心問題。用人用壞了，其他的就都壞了。”蘇榮在江西期間，大肆賣官鬻爵，形成了負面的政治生態。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蘇榮喜歡什么。許多干部都談到，“與干出成績、苦熬資歷相比，送禮行賄顯然更簡單、更節省時間”。特別是看到業績、資歷不如自己的人，因為和蘇家拉上關系得到重用，也開始走偏門。

順毛驢、逆淘汰的示范和傳導效應，敗壞黨風政風、帶壞民風。“上梁不正下梁歪。”蘇榮的所作所為，示范和傳導效應極為惡劣。許多同志談到，“送禮行賄的錢從哪里來?憑工資顯然不夠，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級要，大多是用受賄來的錢去行賄，使腐敗的范圍層層傳導、呈幾何式擴散”。

蘇家帶頭巧取豪奪，加劇官商一體現象，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發展環境。

蘇家四處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投標，凡是搭上關系的老板無往而不利。既讓很多經營者認為，企業實力強、產品質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讓許多干部放膽建立“政商聯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哪里還有公競爭和社會公正可言?為官一任，當造福一方。而蘇榮卻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奪、無法無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監督形成的瘋狂。在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抓住關鍵少數，嚴懲腐敗，下大氣力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使領導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紀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嚴明黨紀體現到對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中，抓早抓小，發現苗頭及時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動輒則咎，觸犯紀律及時處理，不要使小錯誤演變成大問題。要加強對領導干部親屬的監管，防止他們成為不法人員“圍獵”的“軟肋”。

蘇榮案件警示錄心得體會三

江西是*老區，為*勝利做出了巨大犧牲，老百姓對黨有著深厚、真摯的感情，無論任何時候、什么情況下都沒有動搖過。但是，蘇榮到江西后的惡劣行徑極大地傷害了老區人民的心，影響了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蘇榮及其家族形成了以賣官鬻爵、違規用人為依托，以插手項目為渠道，以假反腐為掩蓋的斂財手法

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算了一下，副廳級以上干部給我送錢款和貴重物品的人數達40多人。我破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和規矩，嚴重違反了組織人事紀律，涉嫌受賄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現在說這一切都晚了。”綜觀蘇榮全案。賣官鬻爵，用人唯財唯親唯順，搞團團伙伙，排斥異己，既是他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的突出表現，也為其親屬到處插手人事安排和經濟活動“一路綠燈”、非法獲取巨利創造了條件。

賣官鬻爵毫無尊嚴，形成團團伙伙和人身依附。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正常的同志關系，完全變成了商品交換關系。我家成了‘權錢交易所’，我就是‘所長’，老婆是‘收款員’。”蘇榮賣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級干部下至副縣級干部;什么東西都要，既有巨額現金也有名貴字畫、瓷器，連價值僅千元的小擺件也來者不拒;辦成的收，辦不成的也收，還有收錢不辦事的。不少行賄人譏笑他沒有一點省委書記的尊嚴，只是批發“官帽”的商人。蘇榮案發后，江西省紀委根據有關線索，立案調?6名廳級干部、與多名干部談話。以至于當地坊間流傳這樣的笑談，“蘇榮在外面的時候想提拔誰就提拔誰，在里面的時候想讓誰下去就讓誰下去”。

縱容親屬參與賣官，其妻常吹耳邊風，直接站前臺。其妻于麗芳一方面讓蘇榮安排請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蘇榮的影響，直接給省市領導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對于辦得不得力的，還向蘇榮施加壓力。于麗芳收受某領導干部錢款后，讓蘇榮提拔其職務，蘇榮答應幫助解決，但未能如愿，于麗芳就和蘇榮大吵大鬧，蘇榮只好辯解說“我已經盡力了，別再鬧了”。于麗芳還經常以“要不要老蘇幫忙”，暗示官員送錢送物。其子“毫不遜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蘇榮的其他有關親屬也曾應江西干部之托，向蘇榮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培養代理人，通過掮客賣官。圍繞蘇榮及其親屬產生了一些買官賣官的掮客。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處尋找有買官欲望的干部，常說“你也夠條件了，花點錢，我介紹你和于大姐、蘇公子認識”。社會人員郭某和于麗芳熟稔后，經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稱為“地下組織部長”。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蘇榮的下屬，他第一次到江西時，蘇榮就安排多名廳級干部宴請接風，之后多次將其介紹給有關干部，并要大家關照“這位老弟”。蘇榮應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搶著去接送、宴請、送錢送物。

以改革為托辭，為個人說了算預留操作空間。蘇榮打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號，視組織人事紀律如無物，隨意變更標準，用誰不用誰，都拿改革說事，其實是搞個人專斷。面對全省建立廳級后備干部庫，新提任廳級干部必須從后備干部中產生的規定，蘇榮在操作中屢屢突破，讓很多干部極為反感，也讓許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須走好蘇榮這條線”。省發改委李某為了請蘇榮幫他解決提拔問題，送上價值數百萬元的名人字畫。

排斥異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勢。蘇榮對持不同意見的干部，公然打擊報復，甚至擅自改變組織決定，讓許多無心“攀附”的干部，也產生了“不敢得罪他”的心理。2009年8月，時任省冶金集團公司董事長屠某，對蘇榮力主的某集團收購南昌某鋼鐵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見，蘇榮在省委常委會已通過屠某任省國資委副主任的情況下，違規擱置了屠某的任職。蘇榮有一句口頭禪：“叫紀委查你!”經常用來恐嚇震懾不聽話的人。許多干部反映，正是蘇榮的這種做派，給了親屬和身邊人底氣，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風的膽氣，“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麗芳等人出事”。

以用人唯親唯順為后盾，把親屬插手項目作為獲取巨利的主渠道。蘇榮在“懺悔錄”中寫道：“我將自己主政的地方變成了親朋故友謀取私利的經濟領地，帶壞了社會風氣，也害了親友。”于麗芳頻繁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標投標，索取收受巨額財物。她成天往來江西各地，結交各色人等，許多干部、商人競相逢迎“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項目，大肆收取好處費。現已查實蘇榮有13名家庭成員涉案，可謂夫妻聯手、父子上陣、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斂財。蘇榮的親屬獲取巨利，看似經濟問題，根子還在用人上。一些干部為了升遷或調整到重要崗位，不得不主動或被動為蘇家的違紀違法行為大開方便之門。

人前假反腐，掩飾人后真腐敗。兩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對蘇榮的評價。初到江西，蘇榮就在干部大會上說：“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離任時老百姓能說，蘇榮這個人還行，還是做了些實事，我就滿足了。”他還多次在會議上大講反腐倡廉，細數親屬的情況，信誓旦旦地保證，沒有親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對打著他旗號的人不要理會，將虛偽和狡詐演繹得淋漓盡致。有人說，蘇榮是“人前反腐、人后腐敗”。但很多同志都認為，蘇榮連“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凈，還能反腐敗?認定他在落實主體責任方面嚴重失職，一點都不冤。一些同志將蘇榮的心態歸結為，“一方面，自身搞腐敗心里虛，很難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攪渾，既方便渾水摸魚又防止拔出蘿卜帶出泥”。2013年以來，中央紀委查處的陳安眾、姚木根、等省級干部，江西省紀委查處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書記陳某某、某市原市長叢某某、省某局原局長王某等廳級干部，腐敗行為多發生在蘇榮主政期間，且都存在給蘇榮送錢送物問題。

蘇榮案暴露出對“一把手”任用、監管和政治生態建設存在薄弱環節

蘇榮及其親屬如此猖獗，給蘇家送錢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為蘇家違紀違法辦事的地方和部門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綜合案情和有關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幾點值得研究。

選用“一把手”應慎之再慎。蘇榮所收賄賂中大部分發生在2011年換屆前后。許多干部反映，蘇榮說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親屬更是將江西視為最后撈一把的機會。2011年換屆前，于麗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講，老蘇快沒權了，需要幫忙早點說。其后，已超過規定年齡的蘇榮連任省委書記。這讓蘇家僥幸和緊迫心理交織，放手撈最后一把。

對“一把手”的監管乏力。許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權獨攬卻又缺乏監督”，“蘇榮的問題社會上早有反映，但上級發現不了、同級不敢監督、下級不敢抵制，群眾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團董事局*方某為參與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通過于麗芳等人請蘇榮給予幫助。蘇榮違反決策程序和議事規則，直接決定本應由省政府或省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決定的事項，致使南昌某鋼鐵公司57.97%的國有股權被該集團低價收購，造成巨額國有資產損失。

一些黨組織和領導干部喪失原則、不能依紀依法辦事。從蘇榮力排眾議讓姚木根成為副省級干部，明知陳安眾反映多仍重用為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省總工會*并兼任省政法委副書記，到違規強推南昌某鋼鐵公司改制，縱容親屬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這樁樁件件，都應該有嚴格的制度、紀律和監督。可惜的是，大多數干部懾于蘇榮的威勢，或主動逢迎，或隨波逐流，使制度和紀律成了擺設。

“紅包”滿天飛、瓷器變“土產”的官場環境。不少同志談到，八項規定出臺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紅包比較常見。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紅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標志;紅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誠和信任度的標尺。于麗芳手術后在深圳療養，許多廳級干部打“飛的”去探望，并送上紅包。以至于誰送了記不清了，誰沒送卻清清楚楚。景德鎮瓷器也成了送禮用的“土特產”，送收雙方都拿“土特產”的幌子當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辦案人員形象地說：“如果名貴瓷器都成了‘土特產’，在南非鉆石就成了土特產。”專案組從蘇榮及其親友處共扣瓷板畫200塊，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連蘇榮也在“懺悔錄”中承認，“自己簡直成了瓷器經銷商”。

蘇榮全方位地毀壞江西的政治生態和經濟社會發展環境

蘇榮作為省委書記，其腐敗行為產生的示范效應、傳導效應，涉及面廣、影響力大、滲透性強，給江西政治、經濟、社會帶來相當嚴重的危害。

嚴重扭曲用人導向，搞亂了干部，破壞了政治生態。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個核心問題。用人用壞了，其他的就都壞了。”蘇榮在江西期間，大肆賣官鬻爵，形成了負面的政治生態。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蘇榮喜歡什么。許多干部都談到，“與干出成績、苦熬資歷相比，送禮行賄顯然更簡單、更節省時間”。特別是看到業績、資歷不如自己的人，因為和蘇家拉上關系得到重用，也開始走偏門。

順毛驢、逆淘汰的示范和傳導效應，敗壞黨風政風、帶壞民風。“上梁不正下梁歪。”蘇榮的所作所為，示范和傳導效應極為惡劣。許多同志談到，“送禮行賄的錢從哪里來?憑工資顯然不夠，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級要，大多是用受賄來的錢去行賄，使腐敗的范圍層層傳導、呈幾何式擴散”。

蘇家帶頭巧取豪奪，加劇官商一體現象，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發展環境。蘇家四處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投標，凡是搭上關系的老板無往而不利。既讓很多經營者認為，企業實力強、產品質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讓許多干部放膽建立“政商聯盟”。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哪里還有公競爭和社會公正可言?

為官一任，當造福一方。而蘇榮卻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奪、無法無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監督形成的瘋狂。在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的情況下，必須進一步加強對“一把手”的監督，抓住關鍵少數，嚴懲腐敗，下大氣力拔“爛樹”、治“病樹”、正“歪樹”，使領導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紀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嚴明黨紀體現到對干部的日常監督管理中，抓早抓小，發現苗頭及時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動輒則咎，觸犯紀律及時處理，不要使小錯誤演變成大問題。要加強對領導干部親屬的監管，防止他們成為不法人員“圍獵”的“軟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