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目標是什么

一是完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需要。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以*同志的*確定的治國理政新方略。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相繼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了專題研究，這次六中全會再以制定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和修訂黨內監督條例為重點專題研究全面從嚴治黨，這樣“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就都分別通過一次中央全會進行了研究和部署，這是我們黨的一個整體設計。

二是深化全面從嚴治黨的需要。全面從嚴治黨是十八大以來*抓黨的建設的鮮明主題。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重要抓手。這次六中全會在深入總結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生動實踐的基礎上，認真分析新形勢下黨的建設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作出了新的制度安排，這對于深化全面從嚴治黨必將起到有力的推動作用。

三是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需要。在長期實踐中，黨內政治生活狀況總體是好的，但是一個時期以來，也出現了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采取了一系列新的舉措，正風肅紀、反腐倡廉、從嚴治吏，使黨內政治生活出現許多新的氣象，黨內政治生態得到明顯好轉。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隨著執政環境和執政條件的變化，我們黨面臨的“四大挑戰”“四種危險”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嚴峻的。要鞏固全面從嚴治黨的好勢頭，有效防范已經解決的矛盾和問題反彈復發，防止新的矛盾和問題滋生蔓延，必須堅持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結合，完善規范，健全制度。

《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亮點

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關鍵在黨要管黨、從嚴治黨。

黨要管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管起，從嚴治黨必須從黨內政治生活嚴起。

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既是黨章規定的具體化，也是年來全面從嚴治黨實踐形成的一系列舉措的系統化，為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凈化黨內政治生態提供了基本遵循。

繼承和發揚了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

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我們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重要特征。

“堅定理想信念”“堅決維護*權威”“嚴明黨的政治紀律”“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翻看《準則》，一條條具體明晰的要求和規定，繼承了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在黨內政治生活這個大熔爐中錘煉出的堅強黨性、砥礪出的崇高品格，體現了對黨的優良傳統的一脈相承。

35年前，時任中央紀委常務書記黃克誠在人民日報發表《關于黨風問題》一文，其中提到這樣一個細節：抗戰時期，毛*用電臺指揮工作，“嘀嗒、嘀嗒”就是毛*和*的聲音，全黨全軍同志都無條件地執行。

為什么僅憑“嘀嗒、嘀嗒”，就能讓全黨行動如一人?這是因為，延安時期，嚴肅的黨內政治生活、有效的黨內教育，扭轉了長期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等不正之風，全黨“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向*看齊，維護中央權威、貫徹中央指令。

開展嚴肅認真的黨內政治生活，是黨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從古田會議首次提出黨內生活政治化、科學化，到延安整風建立黨內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礎，再到改革開放之初制定《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逐步形成了以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民主集中制、嚴明黨的紀律等為主要內容的黨內政治生活基本規范。

歷史告訴我們，黨內政治生活嚴肅認真，黨的事業就充滿生機活力;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黨的事業就會遭受挫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總結黨內政治生活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于1980年制定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該準則既對當時黨內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又對黨在長期實踐中取得的寶貴經驗進行了歸納，其主要原則和規定今天依然適用。

*指出，制定和頒布新準則，不是要替代1980年準則，而是要在堅持其主要原則和規定的基礎上，針對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規定。

結合新的形勢和實踐，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

對比前后兩版準則的標題，后者只比前者多了四個字：“新形勢下”。言簡意賅的四個字，充分體現了《準則》制定的背景和目的。

*指出，30多年來，形勢任務和黨內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黨的建設既積累了大量新成果新經驗，又面臨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準則》在序言部分用200余字的篇幅對一段時期以來黨內政治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了剖析。*在關于《準則》的說明中嚴肅指出，“這些問題，嚴重侵蝕黨的道德基礎，嚴重破壞黨的團結和集中統一，嚴重損害黨內政治生態和黨的形象，嚴重影響黨和人民事業發展。”

熟稔中國政治的人不難發現，《準則》序言中提到的每一個問題，都能在幾年全面從嚴治黨的實踐中，找到對應的人和事。

黨的十八大以來，從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三嚴三實”專題教育，到“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從嚴肅懲處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堅決遏制腐敗蔓延勢頭，到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把握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每一項全面從嚴治黨的具體舉措，都劍指黨內政治生活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

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必須結合新的時代特點和新的治黨實踐，拿出新的辦法和規定，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準則》在系統總結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新實踐的基礎上，提出160多條新的重大觀點和重大舉措

堅持黨的領導，首先是堅持*的集中統一領導;

涉及全黨全國性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只有*有權作出決定和解釋;

實行權力清單制度，公開權力運行過程和結果，健全不當用權問責機制;

……

“與1980年準則相比，《準則》體現了管黨治黨的許多新要求、新特點。”清華大學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過勇表示，“這些內容針對的都是那個年代并不顯著，但當下相對突出、亟待解決的問題，體現了黨內法規制度的與時俱進。”

突出抓好領導干部這個關鍵

“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

縱覽《準則》全文，一個鮮明的就是突出了領導干部這個重點，特別是對高級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更嚴的要求。

“我們應注意到三個詞：重點關鍵和特別，為什么要從重點到關鍵到特別呢?就是中國共產黨找到了延續黨內政治生活的最終源頭。”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表示，“為什么八項規定取得了很大成功?就是因為它是管中央政治局，不是單管普通黨員干部。管住了政治局，就能管住普通黨員干部，所以我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同樣要由高級干部帶頭。”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

我們黨歷來重視抓好高級干部的建設和作風建設，發揮高級干部的示范帶頭作用。《準則》之所以突出高級干部這個關鍵，從根本上說正是由他們執掌重要權力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也是由他們發揮示范作用的特殊職責所要求的。

《準則》中“領導干部”一詞出現達53次，“高級干部”出現達23次，*對于突出抓好“關鍵少數”的用意可見一斑。

*指出，強調以高級干部為重點，主要考慮是加強黨的建設必須抓好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而抓好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組成人員是關鍵。“把這部分人抓好了，能夠在全黨作出表率，很多事情就好辦了”。

《準則》的主體部分，專門對高級干部提出了具有針對性的要求，包括“黨員、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能態度曖昧”“全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嚴格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不能搞家長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