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與制度的?系非常密切，古代帝王的推崇往往決定了賦創作的繁盛，如漢武帝好賦并有《李夫人賦》的寫作與漢賦“一代之勝”崛起的關聯，唐太宗親撰《小山》《小池》賦引出一批文臣的應詔和作，而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因康熙帝敕大學士陳元龍編《歷代賦匯》并御制《序》文盛贊賦功，致使有清如翰苑考賦風熾，乾隆帝更是親撰《盛京賦》，洋洋數千言，為千古帝王創作散體大賦唯一人，于是文臣學士心摹手追，連篇累牘，賦勢大振，而且當朝就譯傳海外，流韻至今。外研社與沈陽出版社召開發布會，向世人宣告246年前法國巴黎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賦》（包括注釋等）轉譯回國，即法漢對照本《御制盛京賦譯著》正式出版發行（龍云主譯，版）。盛京，即奉天，今沈陽，為清王朝滿族統治者“愛新覺羅”氏的發祥地，然因該賦作者身份特殊，所以賦寫盛京，卻非限一隅，亦非寫“陪都”而已，實具“帝國賦”的書寫價值，并以“文化品牌”得以“宣威海外”，成為十八世紀中外文學交流的重要文本與契機。

據《清史稿?高宗本紀》記載：乾隆八年（1743）“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御制《盛京賦》。”這年九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謁永陵。丙申，行大饗禮”；“辛丑，謁福陵。壬寅，行大饗禮。謁昭陵。癸卯，行大饗禮。上奉皇太后駐蹕盛京。朝鮮國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貢方物”；“乙巳，上詣文廟釋奠。幸講武臺大閱”。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次東巡，在拜謁永陵、福陵、昭陵等一系列以祭祖為中心的禮儀活動后，“奉皇太后駐蹕盛京”而作此賦。據清人柏?《陪都景物略賦序》稱：“昔人《三都》《兩京》之賦，鋪張揚厲，宣上德而抒下情，抑亦雅、頌之亞也。我國家龍興東土，沈陽尤為根本重地。伏讀圣制《盛京賦》，古奧排宕，典則宏深，誠非顓愚之所能窺測。”（《薜?吟館鈔存》卷上）可知該賦以前人京都賦為摹寫樣本，卻因“祭祖”主題而兼取禮儀賦的寫作方法。

從創作結構分析，乾隆的《盛京賦》是典型的大賦創作，由“序文”“賦文”與“頌詩”三大部分組成，而賦文中首段從“歲大淵獻”到“爰賦其略”又屬于賦的“內序”。讀該賦序文（以下賦文引自《皇清文穎》卷首十八《盛京賦》），其創作宗旨大體可見。序文首節，先標“三心”，即“父母之心”“祖宗之心”與“天下之心”，并以為“以祖宗之心為心居其要”，這既與其賦以祭祖為主旨相合，也闡明了君主宗法制的“傳統”意義。次節以孔子“明乎郊社之禮、?嘗之義”引出“我國家肇興盛京?岐之地”及“皇祖（康熙）六十一年之間三謁丹陵，用展孝敬；皇考（雍正）在位，百度維新，日不暇給……未舉是典”的回顧，強調廟祭禮典的重要性，以明“予小子纘承丕業，懼德弗嗣……敬奉神器”的行為及意義。末節敘寫本事“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皇太后發軔京師，屆我陪都”，并引漢人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物以賦顯，事以頌宣”語說明作賦之內涵與價值。

讀賦的正文，除了前述“內序”一段，其首起之語乃“粵我清初肇長白山”，極含深意。考古代帝宗之山岳崇拜，遠之“昆侖”，乃諸神之所集；后則“泰岱”，為漢帝封禪祭天之所，復有“尊孔”的文化內涵。而滿清起于關外，視東北長白山為祖山神靈，龍興之地，故康熙十六曾頒旨“宜加封號，永著祀典”。康熙自為《望祀長白山》詩有句云“名山鐘靈秀，二水發真源”，所謂“二水”，指的是松花江與鴨綠江；“千秋佳兆啟，一代典儀尊”，因一代之“尊”，方著“祀典”。而乾隆也有《望祭長白山作》《駐蹕吉林望叩長白山》詩作，如前首有云“五岳真形空紫府，萬年天作佑皇清”，此與賦之首贊“長白”，相得益彰。而清初吳兆騫因罪流放寧古塔，作《長白山賦》，序謂“我國家肇基震域”（震域指東方）、“昭應皇輿，合祥帝室”，賦文贊頌“猗茲山之峻極，眇群岳而獨尊”，雖不乏謫臣諂媚而僥幸之心態，然其所述應合史實則不誣。而由長白山興起，全賦構文的主線是寫滿族起源、崛興以及祖宗開辟、成功，復闡盛祭祀之典的勛績，然因駐蹕盛京，并以為題，所以賦中對盛京建制、地輿、物態（自然景觀）、氣象（人文景觀）的描繪，占有大量篇幅。如敘盛京之建立：

天命十年，相險宅中，謂沈陽為王氣所聚，乃建盛京。……于是乎左挾朝鮮，右據山海，北屏白山，南帶遼水。……東盡使犬之部，朔連牧羊之鄙。啟我漠惠之厚，擴我俄朵之址。高燥埤濕，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萬有余里。

據史載，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建汗，號大金（后金），1636年清太宗皇太極稱帝，號大清，1621年遷都遼陽，1625年遷都沈陽，改稱盛京，1644年攝政王多爾袞帥兵入關，定都燕京（北京），以盛京為陪都。乾隆此賦，正是這段歷史的文學性描述，如謂“我世祖（順治）因人心之歸清，順天意之厭明，掃驅除之閏位，統子弟之精兵，無亡矢遺鏃之費，而膺圖正位乎燕京”，并謂盛京雖“陪都實惟帝鄉”。作者為宣揚帝嫡之正，抹去多爾袞的貢獻，然涂寫歷史，潛符默契。當然，由盛京到燕京，記載了清人建國之歷程，然其中滿族之發展，誠為內在之線索。賦文自述“帝女天姝朱果是吞，爰生圣子，帝用錫以姓曰覺羅，而徽其稱曰愛新”后，復寫“八旗”之成立云：

吉君臣之一德，而擴我闥于八荒。正號紀元，以受天慶，于是定兩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黃白紅藍，有正有鑲。法其象于河鼓，則其數于羲經，神其變于三五，握其奇于九宮。

于是再寫“八旗”子弟之戰功：

若夫人自為戰，王者無敵。角崖則百墉失憑，旌揮則三邊定檄。義不返顧，勇不重壁。是以敉四海而莫攖，亙千古而鮮匹。……爰狩中原，我戎是修。

武備戰功，是其入主中原的保證，所以耀武揚威，津津樂道，也是乾隆賦中不可或缺的。當然，沿襲前人都城賦創作慣例，該賦在書寫物態（山水動植物等頗有區域）、宮室、田獵、朝貢之后，又以歷代興亡為訓，恤民耕作為念，以彰揚“有道”的德治傳統。如賦中寫田獵“古者?苗?狩之禮，所為昭詎，其害三時之土谷，奪百姓之膏腴，蹂桑柘之地，廣虞獵之郊，如《子虛》《上林》之所嘲也哉”，即借漢賦之諷入己賦，而警醒其行，從作者身份的轉換（由文臣變帝王），觀其語象的呈示，則不乏新義。

如果說乾隆這篇賦有什么文學價值，或難以為說，但考其寫賦目的，則有兩點意義值得申述：第一，彰顯帝國氣象。如賦末頌詩首幾句：“于鑠盛京，維沈之陽。大山廣川，作觀萬方。虎踞龍盤，紫縣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長墉，法天則地，陽耀陰藏。”其所述絕非盛京一地，或如宋人程大昌評司馬相如賦寫“上林”是“該四海言之”（《演繁露》卷十一）。我們不妨對讀《清史稿?地理志》記述清王朝經圣祖、世宗拓疆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準噶爾、回部，天山南北二萬余里氈裘?酪之倫，樹頷蛾服，倚漢如天。自茲以來，東極三姓所屬庫頁島，西極新疆疏勒至于蔥嶺，北極外興安嶺，南極廣東瓊州之崖山，莫不稽顙內向，誠系本朝。于皇鑠哉！漢、唐以來未之有也”的一段文字，足見乾隆寫賦的襟懷與意旨。第二，樹立皇清圣統。對此，略舉一例，即乾隆在賦序中寫“肇興盛京”則緊系“橋山在焉”語，考“橋山”指陜西“黃帝陵”，又賦末頌詩復謂“緬仰鼎湖”，又取黃帝鼎湖乘龍升天的典故，遠宗黃陵，祀列祖，用心所在自明。我們再看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即作賦時）諭王公宗室有云：“滿洲、蒙古、漢人皆有一定之禮，即以漢人文學而論，朕所學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讓。”（《清實錄》卷二百二）由此可見，乾隆一面強調繼承祖宗法制的重要，一面又提及對漢文學習堪比通儒，其用賦體這一漢人論證圣統合法性的文學樣式，來強調祖宗盛德，《盛京賦》調和效法祖宗舊制與借鑒漢人禮儀之矛盾的重要功用，耐人尋味。

《盛京賦》完成后，即由內府武英殿刻印，有滿、漢版本（傅恒等編刻本），而且于“乾隆戊辰（十三年）春，特旨開《盛京賦》篆字館”（周亮工《印人傳》卷四），以三十二體篆書印制，至于抄錄、刻印、影印諸本亦多。而茲賦對當朝賦體創作的影響，誠如嘉慶十年進士徐松為其業師英和《卜魁城賦》作跋所云：

恭讀高宗純皇帝圣制《盛京賦》，流天苞以闡地符，一時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賦》，紀曉嵐先生謫西域作《烏魯木齊賦》，和太庵先生鎮衛藏作《西藏賦》，獨黑龍江界在東北邊，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雜詩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煉京，天則留待我樹琴夫子發攄文章，為封疆增色。

除了徐氏所述賦篇，尚有如全祖望《皇輿圖賦》、朱筠《圣謨廣運定準噶爾賦》及徐松所撰《新疆賦》，文守元《四塞紀略賦》、王必昌《臺灣賦》等，為“封疆增色”并涂飾皇清盛世的賦作，昌明一時。上“好”下“甚”之規律在賦域的體現，這可算一個典型案例。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盛京賦》的傳播及影響更是令人驚訝。法國耶穌會錢德明（JeanJosephAmiot，1718?1793）神父1750年來華，居北京長達42年之久，其中一大學術貢獻就是將《盛京賦》翻譯成法文并詳加注釋，推介到歐洲，后經東方學家約瑟夫?德經的審校（并作序），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由巴黎提亞爾（N.M.Tillard）出版社刊行面世。盡管其譯文的準確性在當時及傳播過程中褒貶不一，然其?介此賦的文化意義，卻因反響巨大而卓絕非凡。崇拜中國文化的法國作家伏爾泰以此為主題發表《致中國皇帝書》高歌“請接受我的敬意，可愛的中國之王”，狄德羅評述《盛京賦》“包含著一種父愛的精神，令人感動和著迷”（詳見錢林森《中國古典詩歌在18世紀法國的傳播與影響》，《第一屆中國古典文學高端論壇》，南京，2015）。可以說，《盛京賦》在歐洲掀起的“中國風”，已逸出“賦域”，具有了更為廣遠的文化內涵。

5月13日，美國漢學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康達維（David Knechtges）博士受邀在南京大學文學院作“歐美賦學研究史”演講，他所提到的第一位歐洲賦學翻譯家是費之邁（August Pfizmaier），其將屈賦之《離騷》譯為德文，并于1852年出版。而比較錢德明譯《盛京賦》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遲了一個世紀。于是課后提問，我說出這樣的想法，是否因錢譯《盛京賦》（屬于其時的“當代文學”）在歐洲的流傳以及其極為現實的功用（中歐關系），才引起了其后歐美學者（19、20世紀）對中國古老賦學的關注？康教授笑著回答：“這個問題很重要。”

為什么《盛京賦》在當時就受到中外學者的重視？答案很簡單，因為作者是中國的皇帝。而由《盛京賦》引發的賦創作的繁盛，從某一側面可以說明中國古代的文化繁榮，往往是文化專制的結果，在文化專制（如文字獄）的同時，恰是根據統治者需要而進行宏大文化工程建設的“盛世”。清代康乾時期的文化人如此，那些獵取中土文獻的外邦眼光又何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