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稼雨

《紅樓夢》問世不久便大受歡迎：“開篇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季羨林先生則把《紅樓夢》視為中國文學的“狀元”。這些都證明《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和文化中的至尊地位。

那么，這座高高在上的巔峰是否孤獨無偶，“高處不勝寒”呢？

任何高峰都不是懸在空中，而是需要坐落于廣袤的現實土地上，與大地息息相關的。

四大名著各以其獨有的與藝術魅力飲譽于世，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但是，從中國傳統文化歷史的角度看，這四部經典巨著的文化價值取向是什么？它們之間是否有其內在關聯？它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走向和發展具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義？尤其是，作為巔峰之作的《紅樓夢》與其他三部名著在價值取向方面相通的關聯點在哪里？它作為巔峰之作高出其他三部名著者又在何處？

如果把四大名著的文化價值取向聯系起來加以審視，似乎可以發現一個驚人的軌跡：他們從下層市民所關心的社會政治問題入手，進而轉入到對人生價值的思考。其中《紅樓夢》在文化價值取向方面與其他三部名著的異同既顯示出通俗文化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證明了中國文化自我調解機制的效率。

《紅樓夢》是一部百科全書式的長篇小說，它以寶、黛愛情悲劇為主線，以四大家族的榮辱興衰為背景，描繪出18世紀中國封建社會的方方面面，以及封建專制下新興資本主義民主的萌動。結構宏大、情節委婉、細節精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聲口畢現，堪稱中國古代小說中的經典。

《紅樓夢》從誕生起，就一直作為重要的社會文化和文學現象受到社會上的極大關注。人們不斷采用“評點”“索隱”等不同方法試圖破解《紅樓夢》這頂皇冠的密碼，但直至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中國才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學術論文，《紅?夢》研究才找到接于從文化哲學角度解讀的正確路徑。

《紅樓夢》向世人昭示一個人們感情上難以承受，卻無可改變的哲理：人生和社會永遠處于無法擺脫的命運悲劇之中。這不僅是作者個人的人生經驗總結，也是清初社會感傷思潮的具體表現。他從三個層面揭示了從社會到個人，從表層到深層的悲劇意蘊。

首先，從小說的題材表層意義看，《紅樓夢》寫出了由家庭悲劇構成的社會悲劇。它以四大家族的興衰為基本線索，以寶、黛愛情為中心事件，寫出了從家庭到社會的悲劇命運。

作者提出并試圖回答的問題是：為什么賈府這“詩禮簪纓之族，鐘鳴鼎食之家”竟然在幾年之間，“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滅”？同樣，為什么賈寶玉和林黛玉心心相印的美好愛情卻毀于一旦？

第一，作者將封建官僚家族政治上的腐敗作為其必然衰敗的根本原因。從“冷子興演說榮國府”，到“護官符”所曝光的四大家族黑暗政治內幕，都毫不掩飾地揭露出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封建官僚家族及其所依靠的封建政權，已經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崩潰解體邊緣。

第二，作者從生活的窮奢極欲寫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潰的結局。《紅樓夢》中有幾個讀者印象深刻的描寫，大到元妃省親、秦可卿葬禮這樣聲勢浩大、竭盡鋪張的家族盛事，小到用幾十只雞腌制出來的一盤茄子，乃至焦大嘴里那句名言“我們好不容易掙下的家業，哪里承望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雞摸狗，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這賈府除了門口石獅子是干凈的，可說是無一物清靜”等等，都形象地揭示出這個曾經的富貴大廈何以瀕臨倒塌。

第三，作者以賈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動描寫，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劇命運。

賈寶玉的形象在賈府的社會悲劇發展過程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本來在賈府的后代中，賈寶玉最有條件成為家族振興、金榜題名的光彩人物。賈政也正是按照這個標準來設計和塑造寶玉的。但遺憾的是，作為社會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賈寶玉與作為腐朽的封建勢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關系。他自身那些與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準則背道而馳的東西，對于他個人來說，體現了他作為社會新思潮和新氣象人物的資格，但對于家庭和社會而言，卻仍然是后繼乏人的象征。

賈寶玉的愛情悲劇也是其社會悲劇的一個縮影。這種愛情描寫正是《紅樓夢》高于其他愛情小說的地方。它既不像才子佳人小說那樣以道德說教的冬烘面目出現，也不同于艷情小說的露骨肉欲描寫。它的獨特之處是寫出了寶玉對女子世界的“意淫”??強調精神的契合，把寶玉、黛玉之間的情感升華為一種詩意的純凈的美感。

其次，從深層的文化層面看，曹雪芹通過一系列生動鮮明的人物形象，對以仁愛和以個人服從社會為前提的儒家提出了大膽的質疑。我們不僅可以從賈赦、賈璉、賈珍這些喪失廉恥的貴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的失敗，而且就連那些作者肯定的青年女子的不幸命運，往往也可以從儒家道德文化的影響中找到原因。薛寶釵和林黛玉兩個形象從不同側面揭示了這個問題所在。

薛寶釵是婚姻的勝利者，她取得婚姻勝利的法寶就是她以儒家道德規范打造的淑女形象的成功。但是，正是那種循規蹈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女訓規則，使薛寶釵在很多場合隱藏掩蓋了她本來具有的熾熱情感和過人才華。失去真實才情表露的薛寶釵用淑女形象贏得了婚姻，但卻失去了與賈寶玉進行精神對話交流的契機，成為愛情的失利者。而林黛玉雖然在這方面勝出薛寶釵，成為寶黛愛情的勝利者，但封建文化背景下女性對于男性的依附地位，使得林黛玉沒有把愛情的勝利轉化成為人生的積極要素和推動力量，相反卻只能與零落的殘花一起步入生命的絕境。

第三，從人生哲理的層面看，《紅樓夢》對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徹底拋棄了那種自欺欺人，始終幻想喜從天降的淺薄悲劇意識，而是將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現象上升到哲學高度來認識其永恒的不幸。

曹雪芹不僅昭示了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而且還以賈寶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決人生悲劇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賈寶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個人命運的災難，而是對包括自身在內的整個人類的悲劇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脫的選擇。

《紅樓夢》通過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賈寶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會從外在的社會政治悲劇（賈府的腐化墮落）、內在的歷史文化悲劇（主人公深受傳統封建道德文化侵蝕而造成的厄運）和永恒的人生悲劇（賈寶玉的參透人生而出家）三個層面，從而揭示出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這樣，中國市民文化的關注焦點也就從外在的社會政治逐漸進入人的生命本質，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過渡和轉移。

那么，這種人生悲劇價值觀的認知的形成是否只是曹雪芹本人和《紅樓夢》的個別認識？它與其他三部名著（《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是否存在價值取向的內在關聯呢，是否有高下之分呢？

《紅樓夢》與《三國演義》，一個以兒女情長寫世相，一個以帝王將相寫歷史，看上去二者相去甚遠。但在作品文化價值取向方面卻能找到背后的連線。

關于《三國演義》的主題，也有過種種說法。有的從皇權血統論角度，提出劉備作為合法皇帝的“正統”說。與之相關，有人從“擁劉反曹”角度解讀三國皇權的人心向背。將此二者綜合起來，并且從美學角度解讀三分歸一統結局的是所謂“悲劇”說。

該說以美學關于悲劇定義之一??“悲劇是把美好的東西毀滅給人看”為立論依據，將“擁劉反曹”說解釋為：劉備一方是最優秀、最美好的，但具有最佳政治領袖（劉備）、最佳運籌帷幄智慧者（諸葛亮）、最佳忠義品德者（關羽）、最佳武將（五虎上將）等全面人才優勢的劉備集團并沒有如愿以償取得政權，而是以失敗告終。這雖然是歷史的真實，但這個與人們心愿截然相反的結局卻引起歷代人們反復思考和深入探究。

《三國演義》“擁劉反曹”傾向所體現的正統觀念和三分歸晉的結局，表現出古代市民階層對于社會政治權力問題的異乎尋常的關心，以及他們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圖景的破滅。

于是也就潛在地提出這樣一個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問題：下層市民的政治理想往往要歸于破滅，與此相關，社會上往往存在許多不公之事，那么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那些不公之事是否有解決的途徑辦法？

如果把這個問題和《紅樓夢》從社會的悲劇，寫到文化悲劇，再到人生悲劇三個層面聯系起來看，那么其因果邏輯關系和相互差別也就能夠顯現了：《三國演義》從市民階層視角發現了社會上理想與現實背離，不公不問題是社會重要痼疾。但是，《三國演義》只是提出了一個問號，沒有找到合適的答案。這個懸念一方面留給了后面的名著，一方面也給《紅樓夢》的匯總答案提供了素材。

《三國演義》提出的市民階層所關心的社會政治理想破滅和社會不公如何解決問題，在《水滸傳》那里給出了答案。

關于《水滸傳》主題，明清以來眾說紛紜。1949年之后比較主流的觀點有三種，主流的說法是從階級斗爭理論出發，將梁山好漢聚義解釋為農民起義，另外兩種分別從《水滸傳》結局和梁山好漢社會成分角度將其解讀為“投降說”和“市民說”。

我認為這些說法都沒能抓住《水滸傳》這部小說的文化價值取向核心。在我看來，《水滸傳》的文化價值取向恰好是對《三國演義》文化價值取向提出問題的延續和回答。如上所述，《三國演義》以具備條件而又深得民心的劉備錯失皇位的故事提出世上出現不公正、不合理事情應該如何解決的問號，《水滸傳》則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三國演義》提出的社會問題。梁山好漢被逼上梁山的全部理由，都是由于高俅之類的奸臣無道所致。高俅的無道和曹魏及司馬氏政權在本質上別無二致，都是市民階層理想政治的對立物。

《水滸傳》用諸多梁山好漢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說明，不公正、不合理的事情不能指望官府等正常渠道，只能用自己的拳頭來解決。這種的源頭就是曾經在戰國時代與儒家并列的墨家及其規定影響下的俠文化思潮。所不同的是，《水滸傳》提出了市民?層自己對于社會政治不公正問題的解決辦法，那就是用非正常、非政府的綠林造反的“替天行道”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從而表現出市民階層過問社會政治問題的主體意識。

同是在思考社會和人生問題，《水滸傳》雖然給《三國演義》提出的問題找到了答案，但《水滸傳》后半部分招安失敗后的慘痛結局也給造反后綠林豪杰的歸宿出路留下了很大的懸念??用拳頭過問解決不合理不公正問題固然爽快過癮，但高潮之后如何收場卻是綠林文化無法回避而又難以解決的難題。

《水滸傳》留下的綠林豪杰造反之后的歸宿出路問題，在《西游記》那里得到相當圓滿的解答。

關于《西游記》的主題，同樣是眾說紛紜。有人把孫悟空大鬧天宮理解成為“農民起義”主題，而把孫悟空受到扼制跟隨唐僧西天取經說成是“叛逆投降”主題。也有人把將前后二者聯系起來，說成是“主題轉化”。

我同樣不能認同以上說法。但其中有些可以利用的要素和線索。如果把孫悟空理解成為梁山好漢那樣的造反者，那么倒是與《水滸傳》有很大的相似性??大鬧天宮好似梁山好漢逼上梁山，與官軍作對；孫悟空被唐僧從五行山解救后隨其西天取經又好似接收招安。所不同的是，《水滸傳》用招安后梁山好漢的悲慘結局嚴肅地否定招安道路，從而提出造反者歸宿出路的重大社會問題，而《西游記》則以孫悟空跟隨協助唐僧西天取經，修成正果成佛的故事，為現實社會中梁山好漢那樣的造反者描繪和指明了一個圓滿的結局。

從原型批評的角度看，孫悟空大鬧天宮和西天取經恰好是兩個神話原型的再現：大鬧天宮代表古代中國和西方桀驁不馴個性自由精神的神話原型（如鯀和普羅米修斯），西天取經則代表古代中國和西方那種鍥而不舍追求精神的神話原型（如夸父和浮士德）。兩個神話原型被成功“移位”為前后統一的文學形象。所以，比起梁山好漢從逼上梁山到接受招安后的悲慘結局，孫悟空從大鬧天宮到西天取經的全部行為不僅體現出批判現實，桀驁不馴的個性自由精神，而且還蘊含著造福人類和探索真理的深刻價值和積極意義，從而把人的社會價值（取經）和個人價值（造反）統一在取經并成佛的猴行者身上。

到這里，《三國演義》提出的問題在《水滸傳》中得到答案，《水滸傳》提出的問題在《西游記》中又得到答案。人生問題從煩惱到解決似乎已經完成了全過程。但是，這個過程還只是現實社會人生的問題，其價值取向也僅限于現實價值的層面，還沒有上升到哲理人生價值取向的層面。而《紅樓夢》的價值取向不僅根植于現實的土壤，更能將其上升到人生哲理價值取向的高度。所以，《西游記》這種看似圓滿的人生價值判斷其實本身就存在價值評價缺失的問題??它在《紅樓夢》那里遭到了全部的否定和顛覆！

《紅樓夢》通過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賈寶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會從外在的社會政治悲劇（賈府的腐化墮落）、內在的歷史文化悲劇（主人公深受傳統封建道德文化侵蝕而造成的厄運）和永恒的人生悲劇（賈寶玉的參透人生而出家）三個層面，從而揭示出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

在傳統儒家樂天影響下，中國古代悲中有喜的悲劇傳統盡管可以給人以樂觀的鼓舞，但卻缺少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和對人生的棒喝激勵作用。而《紅樓夢》對中國傳統悲劇意識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徹底拋棄了那種自欺欺人，始終幻想喜從天降的大團圓式的悲劇意識，

而是將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現象上升到人生哲理的高度來認識其永恒的不幸。《紅樓夢》開篇中瘋道人對甄士隱唱的《好了歌》和甄士隱回唱的《好了歌注》，可謂全書點題之筆。二人在歌中指出人們對功名、金錢、妻妾、兒孫等諸多方面的癡心與追求必將以落空而告終，從而點出“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的深刻主題。從全書的安排來看，無論是社會悲劇，還是道德文化悲劇，無不可以作為人生悲劇的注腳和例證。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曾借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悲劇理論，認為悲劇有三種，前兩種或是由壞人作惡，或是由偶然意外所致。這兩種悲劇盡管不幸，但畢竟不是危及人人。最可怕的就是人人無法躲避的人生悲劇，“第三種之悲劇，由于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故也”。因此王國維認為《紅樓夢》便正是第三種悲劇。他還就寶玉、黛玉的愛情悲劇舉例說：“賈母愛寶釵之婉慝，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厭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于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于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之語，懼禍之及，而自同于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于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于最愛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于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為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紅樓夢評論》第三章，轉引自《中國代文論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不僅昭示出人生無所不在的悲劇，而且還以賈寶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決人生悲劇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賈寶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個人命運的災難，而是對包括自身在內的整個人類的悲劇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脫的選擇。王國維認為人的解脫有二種，一種是因為個人被環境迫害，或其生活欲望不能滿足，感到痛苦，所謂看破紅塵而出世。這種解脫是宗教的、超自然的，因而是和的。惜春、紫娟就屬于這種解脫。遠遠高出這種解脫的是賈寶玉的解脫。賈寶玉不是因為自己的痛苦，而是看到全人類的痛苦，從而得到解脫之道的。這是因為他有高超的智力，能夠洞察到生活的本質。賈寶玉的解脫是自然的、人類的，也是悲感的、壯美的、文學的。

從《三國演義》到《紅樓夢》??從關注社會現實到關注人的生命本質，顯示了中國市民文化價值取向演變的逐漸雅化，而標志這一雅化過程極致的作品卻非《紅樓夢》莫屬。如果說孫悟空的形象已經將人的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融為一體，從而完成三大名著對于現實人生文化價值取向的圓滿思考的話，那么《紅樓夢》則不滿意于這種現實層面的文化價值取向思考，而是在匯總《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關于現實人生文化價值取向思考的基礎上，嘗試將其上升和飛躍到哲理人生本質的高度思考，從而把四大名著的文化價值取向認識從表層推向了本質。這樣，中國市民文化的關注焦點和價值取向也就從外在的社會現實思考逐漸進入內在的人的生命本質思考，完成了市民文化價值取向從現實通俗向內在雅化的過渡和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