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百回本《西游記》中體現了儒、釋、道三種“合一”的趨向，在人物和情節的處理中包含三教之間的復雜關系，最后的立足點是禪宗的“明心見性”，并且選擇用《心經》作為師徒五人迎難應劫的精神內核，從中體現出文本整理者的禪宗文化立場。

關鍵詞：百回本《西游記》 “三教合一” 《心經》 禪宗

一、百回本《西游記》的三教融合

明代百回本《西游記》在講述唐僧師徒五人西天取經的故事時構建了獨特的神話背景，其中呈現的神仙妖魔形象具有完整的體系，而這部“神魔小說”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為宣揚某一種宗教而書寫的“輔教小說”，它體現著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中儒、釋、道三家之間的融會關系，下面就從其發展源流和生成背景、人物設定等方面來分析三教在當時的融合現象。

首先，百回本《西游記》本身的形成和發展就伴隨著儒釋道三教融合的過程。百回本《西游記》在元末明初最終形成，在此之前，西游故事已經以戲曲、話本、佛教傳記和筆記小說等多種形式有了長時間的流傳和發展，其內容主要講述唐代初年玄奘法師趕赴天竺取經求法的故事，于唐五代時期發軔。唐代講述西游故事的重要文本有《法師傳》（及其《續傳》）《西域記》《酉陽雜記》等，中心人物法師玄奘是一個信仰堅定、意志堅強、處變不驚的高僧形象，無論是文人塑造還是佛教內部典籍的記述，都重點突出了他作為僧侶不畏艱險、取經東還的功績，在處理與其他人物關系時，都將玄奘放在中心位置加以凸顯，更不曾為他分配同行弟子。在貞觀十九年轟動一時的玄奘還都已經成為歷史中一段難以具體推敲的往事時，宋元兩代對西游故事的塑造反而更加豐富完整，一方面，不再是分開講述有限的、片段的幾個情節，完整的故事系統漸漸形成，相應地，故事背景和文化氛圍也更加豐富和復雜，不再僅僅發生于純粹的佛教體系之中，開始有許多逸出佛教的文化元素。到了元末明初，百回本《西游記》逐漸形成，并發展為廣泛流傳的定本，以講述玄奘身世經歷的“江流兒”故事為例，在此前的流傳中，雖然已經有《江流記》的文本材料，但是作者不詳，故事情節也未經加工潤色，百回本在選材時對其加以雕琢，情節中突出了玄奘作為人子的俗世身份，也將其他非神魔的人物作為重點描寫對象，沖淡了對單獨書寫某一宗教人物和情節的側重。

其次，在人物身份和背景?定方面，百回本《西游記》中對玄奘師徒五人的敘述帶有明顯的三教融合傾向。玄奘本來是最符合佛教僧人身份的人物，但是百回本在講述其身世經歷時十分注重突出其“在家”的部分，并非是一個脫離父母親人等社會關系的完全“出家人”，找回母親、復活父親的情節甚至與傳奇小說中“劈塔救母”的模式有幾分相像。孫悟空受天地育化，本來最沒有羈絆，但他從一出場，形象就具有了許多道教特征，猴王居住在“花果山福地，水簾洞洞天”，其中福地和洞天都是道教名詞，而他在意識到生死大限后離開花果山游歷各洲的經歷也十分意味深長：先在南部洲從百姓處“學得人像”，試圖像其他俗世中人一樣行走世間，后又在西部洲拜師學得長生法門；故事中描述祖師講課，形容其“說一會道，講一會禪，三家配合本如然”，直截了當地體現出融會三家的觀點，而孫悟空得的長生之術、變化之術、千里之術，都帶有明顯的道教痕跡，這種對“長生久視”的追求與修煉，從根本上就與佛家尋求“解脫”和涅?的思路不同。但是，盡管孫悟空身上帶有深刻的道教印記，他仍然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同時體現三家關系的形象，他因為犯忌被須菩提祖師逐出師門，并且永遠不得向他人說出自己的師承來歷，從此成為不被道家認可的“棄徒”，后來在回到花果山以后，與混世魔王打斗時，他的招式“不僧不俗，又不像道士神仙，赤手空拳”，實際上已經是一個身份朦朧的多重角色，直到大鬧天宮、被鎮山下，最后被玄奘釋放，開始護法西行之路，遂正式以佛門弟子身份活動，從“太乙散仙”正式變為釋教護法。豬八戒和沙和尚的身份背景有相似之處，都觸犯戒律被貶下凡，受到觀音點化護送玄奘西行取經，有強烈的“將功贖罪”意味，與佛教傳授在人生諸般苦業中尋求解脫和洗脫業障的觀點相一致，同時他們又受到與玄奘師徒關系的制約、與觀音契約的束縛，取經護法的動機并不單一。

再次，在百回本《西游記》對師徒五人的塑造中，“賜名”行為在每個人物身上都曾經出現，而且具有相當的意義。須菩提祖師是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但也是一個在佛教、道教體系中同時存在的人物，孫悟空在拜入他門下修行學習時，曾經得到祖師賜名，以相貌形態為姓，編入弟子之列，“鴻蒙初辟原無姓，打破頑空須悟空”，從此由天地育化的石猴變成跟隨師父修行的太乙散仙，擁有了正式的身份；玄奘從出場開始就已經是佛家弟子，為父報仇之后使得俗世的親緣關系得以解決，可以真正成為不背負“身世之仇”的出家人，百回本《西游記》將玄奘西行取經的動機解釋為“欲得大乘經典以渡人”，用觀音化身的老和尚點撥他，世間尚有比小乘功德更大的經典，“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而在唐王道場中講法的玄奘，此行的目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為國取經”的意味；皇帝與玄奘結拜為兄弟，是用“在家人”的兄弟君臣關系給為“出家人”增添義務和責任，這時唐王賜名“三藏”，更是強化了二者之間的緊密關系，這恰恰是儒家所宣揚的君臣、父子（兄弟）關系，所以在救父報仇一事之后，玄奘不僅沒有徹底遠離俗緣羈絆，更將取回大乘經典與“永保我王江山”融會為同一件事，身份上既是渡世救苦的釋教僧人，又是承責遠行的唐王義弟；百回本《西游記》用鞏固江山社稷的理由弱化了玄奘作為僧人代表出于宗教目的對大乘經典的追求，使得“唐三藏”這一身份不可避免地帶有儒家特點。按照時間線索來看，第三次“賜名”發生在玄奘與孫悟空相遇以后，百回本《西游記》也是在這時首次使用“心猿”的說法，玄奘作為師父，為弟子取名“行者”，從此孫悟空的身份不再混沌朦朧，而正式成為了“釋教護法”，跟隨師父一同奔赴西天求取真經，雖然他身上長生久視的特點和降妖除魔的本領都是此前道教經歷留下的印記，但從成為玄奘大弟子起，就成為了受到儒家師徒關系約束的佛門子弟、成為了空門中真正的“心猿”。其他幾次“賜名”分別發生在玄奘與八戒和觀音與沙僧之間，贖罪者通過新姓名的獲得擁有了新身份，受戒成為僧人。

此外，百回本《西游記》有意按照“五行”之說來構建師徒五人之間的關系，各元素形成一種穩定的互動和衡，具有明顯的道教文化意味，而故事出現中的神魔往往佛道系統雜糅，從道教祀奉的最高天神玉皇大帝，到“西方三圣”之一的觀世音菩薩，從道教信奉的太上老君，到佛教中最高的覺悟者佛陀，都在情節發展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有部分人物本身就同時被佛道兩種神話體系所納，體現出二者交融的文化背景。“四圣試禪心”情節的完成標志著師徒五人結構的徹底形成，道教背景明顯的孫悟空、兼備釋教弟子和唐王御弟身份的玄奘、“將功贖罪”的八戒、沙僧，和具有文化暗示作用的“白龍馬”，盡管各自已經具有先在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設定，卻都要受到儒家師徒關系的約束、受到與觀音契約的約束，統歸在佛門之下，開始西行取經之路。“車遲國斗法”一回中，孫悟空對國王說道：“望你把三教歸一：也敬僧，也敬道，也養育人才。”相當直接地點出了文本形成者的主張，也與當時三教融會的社會現實相應。

二、百回本《西游記》的精神內核：《心經》

禪宗是中國本土的佛教宗派，講究“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立性見佛”。認為人覺悟的前提是“明心見性”，《心經》作為般若類經典，核心是“空”，一切皆不可得、世間萬物為空，屬于唯識宗，但在緣起等方面與大乘般若有區別，遵從阿賴耶識的緣起觀念，玄奘《成唯識論》也以抽象的方式凝練論述了阿賴耶識緣起，并將《心經》的標題譯為《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成為唐代以后《心經》疏的底本。

歷史上的玄奘法師與《心經》這一般若經典的關系十分密切，百回本《西游記》也正是遵從了這一歷史史實，將《心經》與整個故事的?展相結合，更將它作為引導人物迎難應劫的精神內核：取的是《心經》、修的是心性。

在“浮屠山玄奘受心經”這一回的情節中，烏巢禪師向玄奘傳經，口中誦傳《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全文：“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五十四句、二百七十字，在此后的故事發展中不時被提及，并且經常被玄奘引來與孫悟空探討切磋。

唐僧師徒五人在取經路上降妖伏魔、迎難應劫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修持心性、追求早日“明心見性”的過程，“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所以到達西天之后才會取得“無字真經”，因為唯識宗本來認為萬法皆空，無字之書正是禪宗所見的真經。

值得注意的是，百回本《西游記》在一些細節的處理上，由于受到強烈的禪宗觀念影響，對前人文本做出的改動和加工具有某些“超文學”的意味。從唐五代到宋元金，西游故事不斷豐富和發展，從最開始的法師一人獨行，逐漸形成了師徒五人的穩定結構，但即便是將五位人物之間的關系用“陰陽五行”之說來解釋，也是將他們先作為單獨的個體，再放進整體中加以研究，在這方面，百回本《西游記》似乎有意將師徒五人寫成一個先在的整體，如第九十八回“猿熟馬馴方脫殼”中，意馬指小白龍，心猿指孫悟空，玄奘本人是功成脫殼的金蟬，“五圣成真”實際上是同時完成的，更似于同一個個體，以“行者”身份走“心路”，最終達到“心性修持大道生”的境界。

三、文化立場：三教融會，禪宗立心

百回本《西游記》是一本神魔小說，也是一本文化小說，如果說從人物的背景來看，西行以前的孫悟空帶有明顯道家特征，玄奘歸屬佛教，豬八戒、沙和尚和白龍馬各自犯錯，也并不是佛門弟子，那么從“四圣試禪心”以后，師徒五人就開始形成為一個緊密的整體，佛釋道三教的復雜和背景在“明心見性”的最高追求中被融為一體，這表明了文本整理者具有明顯的文化立場，不同于唐五代將西游故事完全視做佛教故事的立場，也不同于宋元金時期結構玄奘法師神圣性的立場，而是將明代社會三教融會的現實巧妙地與西游故事相結合，并且最終選擇了禪宗《心經》作為支撐主人公迎難應劫的精神內核。

參考文獻：

[1]趙振強.《心經》四宗注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

[2]竺洪波.四百年《西游記》學術史[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3]趙毓龍.西游故事跨文本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4]王新建.《西游記》主旨研究[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

[5]李安綱.觀世音的圓照[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