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成

日前整理陳年雜志時再次看到徐江教授對《囚綠記》讀解的新視角：“認識生命的尊嚴，尊重不同生存者的權利，健全自己的人格。‘我們是什么將決定‘我們做什么，把這個人生的信條提升到更高的境界。”[1]18文學解讀存在異見本為正常，何況此種“表現”與“表現性”觀點的確提供了文本讀解的新視角。

可徐先生對“綠藤”具有象征意義的觀點嗤之以鼻：“陸蠡因從事抗日文化工作而被日本侵略者殺害，以及以‘盧溝橋事變為依據，大談作者就是‘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綠藤追求光明自由象征著中華民族頑強不屈的性格。這就是典型的‘想象力不夠精致的解讀，破壞了‘酒的美味，尤其是那些‘微妙的東西。” [1]16這種徹底否定中華民族附情志于草木的固有文化傳統的言論的確很讓人心生疑竇，徐先生是否諳熟民族文化傳統，細讀文本時又是否關注到“釋綠”的真正原因。筆者這里不揣冒昧，試圖對《囚綠記》中“釋綠”行為的外在原因與心理因素略作探求。

要想更好地弄清楚“釋綠”的原因，這里需要先看第10段“我”“囚綠”的心理：

可是每天早晨，我起來觀看這被幽囚的“綠友”時，它的尖端總朝著窗外的方向。甚至于一枚細葉，一莖卷須，都朝原來的方向。植物是多固執啊！它不了解我對它的愛撫，我對它的善意。我為了這永遠向著陽光生長的植物不快，因為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可是我囚系住它，仍舊讓柔弱的枝葉垂在我的案前。

乍一看，“它的尖端總朝著窗外的方向”一句是“我”囚系綠藤不放的原因，因為綠藤的“固執”“損害了我的自尊心”，惹惱了“我”。可是，細看該段尾句發現并非此意：“我為了這永遠向著陽光生長的植物不快，因為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一句，是因說它損害了“我”的自尊心讓“我”不快；按理接下來應緊承“不快”，用類似“所以我囚系住它”句子銜接，可作者卻用了“可是我囚系住它”作轉折。可見，“我囚系住它”不是因為綠藤的“固執”、不了解“我”的“愛撫”與“善意”。那么，是什么原因讓我對它繼續“囚系”而不放呢？是因為“我”太喜愛綠了嗎？這一切讓讀者不得而知。

接下來，陸蠡在第11段這樣寫道：

我漸漸不能原諒我自己的過失，把天空底下的植物移鎖到暗黑的室內；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魔念在我心中生長了。

這里連用兩個“漸漸”表達醒悟過程，先承認自己有“過失”，后認定綠藤是“可憐”。按照常情常理，既然知道自己有過失且知道綠藤可憐，那就應該放了綠藤吧，可“我”并沒有“放走它”。那么，是什么讓“我”“仍舊”不放走它呢？

這里，讀者稍微注意“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的復句關系便可發現端倪，該句由三個分句組成，復句關系為兩個層次，有兩種劃分方式：

①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

②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

第一種切分的第二層關系是“雖則我惱怒它的固?，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雖然吻合“雖然……但是……”典型式樣的轉折復句，可這種表達從內容邏輯角度是說不通的，因為“它固執，無親熱”和“我仍舊不放走它”是因果關系而不是轉折關系。因此，這種復句關系劃分并不正確。

那么，第二種切分應是合理的。其第二層關系是“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該種關系仍然是典型的倒置式轉折復句，意思是說綠藤雖然固執，但看到它病損的樣子，“我”可憐它。第一層關系（即整體框架層）可簡化為“我漸漸為這病損的枝葉可憐，我仍舊不放走它”，這是省略關聯詞語的轉折復句，意為雖然“我”可憐它，但是仍舊不放走它。

可見，作者在這段再次強調，“我”不放綠藤走并非因為的它“固執，無親熱”。此時，讀者不禁發問：到底是什么讓“我”對綠藤一直“囚禁”，在它如此“病損”時仍然不肯放手？

是“魔念”！作者在第11段尾句明示：“魔念在我心中生長了。”

該句“生長”一詞與第10段的“可是我囚系住它，仍舊讓柔弱的枝葉垂在我的案前”呼應，既解釋了上文的疑問，也揭示了“囚禁”情感的漸趨強烈??“我”要讓綠藤一直陪伴著。這里，“我”是在反省自己，更是在解剖自己。

既然并非綠藤的“固執，無親熱”導致“我”不放走它。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讓“我”“開釋”了它呢？是因為心中的“魔念”變成了“善念”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又是什么因素使“魔念”化為“善念”的呢？

我原是打算七月尾就回南方去的，我計算著我的歸期，計算這“綠囚”出牢的日子。在我離開的時候，便是它恢復自由的時候。

這第12段的內容告訴讀者，“我”歸期的日子（即“七月尾”）就是綠藤“出牢”的日子。也就是說，“我”放開綠藤原因，是“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換句話說，“我”“開釋”綠藤沒有其他原因，僅僅是因為“我”要離開此地，離開這個給“我”孤獨、抑郁，也給“我”喜悅、幸福的地方。顯然，作者于此所強調的是，釋放綠藤僅僅是客觀上的行程原因而已。

果不其然，作者在第13段寫因盧溝橋事件發生，“我”要提前離開故都北，在離開前“我”放走了綠藤。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我”的情感是發生了巨大變化的：

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

按照前面一直“囚綠”不放的心理邏輯，這里只要交代“我”“開釋”綠藤即可，至多在“開釋”時表達一下自己一直“禁錮”綠藤的歉意。但是，這里卻出乎讀者意料，在動詞“開釋”前用了一個沉甸甸的“珍重”作修飾語。這是一個凝聚著濃烈情感的詞語，它表現著“我”對綠藤情感的珍視。

此時，讀者會疑竇頓生，是什么讓“我”由原先的“可憐”綠藤卻并“不放走它”，一下子變成了現在的“珍重地開釋”呢？可惜作者在第13段并沒有明說。

不過，我們可以通過“我”對綠藤稱謂的變化慢慢咀嚼出其中緣由。

綜觀全文，“我”對綠藤有三種稱謂，依次為“小鳥”“綠友”“囚人”。稱綠藤為“小鳥”，是因為它裝飾了“我”抑郁的心情；稱其為“綠友”，是因為它一直陪伴“我”，給“我”帶來“生的歡喜”；那么，稱綠藤為“囚人”呢？從“囚人”前的修飾語“永不屈服于黑暗”可以看出，“我”對綠藤的“永遠向著陽光生長”是洋溢著肯定與贊美熱情的。

導致“我”的態度前后如此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三種：一是綠藤本身的特點，第13段排除了這一點，因為該段并沒有描述綠藤的文字；二是“我”自身情懷的轉變，這里也沒有任何關于交代或解剖“我”心理的文字；三是某種外在因素誘發，使“我”的情感發生了變化，這點在第13段倒是切實存在著：

盧溝橋事件發生了。擔心我的朋友電催我趕速南歸。我不得不變更我的計劃，在七月中旬，不能再留連于烽煙四逼中的舊都，火車已經斷了數天，我每日須得留心開車的消息。終于在一天早晨候到了。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黃的枝葉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向它致誠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蒼綠。

“盧溝橋事件發生了”，朋友擔心“我”，“我”也感覺到“舊都”被“烽煙四逼”不能再留連了，所以“每日須得留心開車的消息”。此時此刻的“我”，因為外在境遇上極其類似綠藤，所以心理便有著被“囚禁”的感覺。因此，在開釋綠藤時，“我”就潛意識地把被囚的綠藤當成了“囚人”。

倘若僅僅是有著被“囚禁”的感覺，只需用“臨行時我開釋了這個被禁于黑暗的囚人”或是“臨行時我開釋了這個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式樣的語句即可。可作者卻偏偏使用了凝聚著濃烈情感的“珍重”一詞。

在此之前，“我”只是把綠藤作為解憂的物件、快樂的源泉；但到了此刻，因“異族的侵陵，祖國蒙極大的恥辱”（陸蠡《池影》），“這永遠向著陽光生長的植物”不經意地觸碰了“我”靈魂深處柔軟而又堅強的地方，讓“我”由“疲累”到愉悅的心靈產生強烈震撼，不禁萌生出贊美綠藤的情愫，?而產生類似聯想??作為炎黃子孫的一員，是否也應該像綠藤一樣永不屈服異族入侵的黑暗？于是，作者情不自禁，秉筆直書：

臨行時我珍重地開釋了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我把瘦黃的枝葉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向它致誠意的祝福，愿它繁茂蒼綠。

或許有人會問：如此理解是否違背文學閱讀規律呢？龍協濤先生指出：作者在創作時“可以運用隱喻的手法創造出意象，就是通過指說某一件事物，使人領悟到另一件事物，從而達到以一種非推論式語言形式的交流”[2]。這種發軔于屈原的附情志于草木藝術創作歷經千年積淀成為中華民族固有的文化傳統，諸如陸游的詞《卜算子?詠梅》、于謙的詩《石灰吟》、龔自珍的散文《病梅館記》、毛澤東的詞《卜算子?詠梅》、陳之藩的散文《失根的蘭花》等等，甚至于宋人鄭思肖用無根土的墨蘭畫來寄托“國土淪亡，根著何處”的漂泊無依之感。我們自然也可以認為，陸蠡創作《囚綠記》時使用了隱喻的藝術手法，在“綠藤”這個符號身上附載著作者內在的需要讀者啟動文化積淀才能體悟的情思。

這種理解是契合文學文本讀解規律的，因為它符合“還原語境”的讀解方法：讀者可以“充分利用上下文微觀語境”，可以“探查寫作的時間、場合、心態等中觀語境”，甚至還可以“追尋作者所處的歷史、社會、文化狀況等宏觀語境”。[3]讀者完全可以根據“寫作場合、心態”，把“這永不屈服于黑暗的囚人”這個意象，聯想為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時作者自身的影像，甚至聯想為中華民族成員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