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子與儒家體系乃是中國文化的主干，我這里只講“孔夫子的精神出路”。我的?要性地表述是提出三條出路。第一條出路是應結束孔夫子充當“面團”（任人揉捏）的可憐命運，還給孔夫子以生命尊嚴與尊嚴。第二條出路則應當是從學理上正視孔子和儒家體系的弱點，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勛。第三條出路是回歸“原典儒學”，打通孔子與普世價值的血脈，即打通孔子與世界諸子的血脈，以創造中國的現代精神自式，包括文化自式、自式和道德自式。

關鍵詞：中國文化；精神出路；孔夫子

中圖分類號：I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8）1-0005-03

中國文化是個巨大的時空存在。20世紀的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認為，地球上有兩個偉大的人文傳統，一是歐洲的人文傳統，一是中國的人文傳統。我認為，人類世界建構了三個無與倫比的文化奇峰，一是西方哲學；二是大乘智慧；三是中國的先秦經典。這三座高峰將永遠與世界同在，也將永遠滋養人類。

我們討論的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因為孔子與儒家體系乃是中國文化的主干，所以我便把題目縮小一點，只講“孔夫子的精神出路”。在這里我綱要性地表述，開門見山地提出三條出路。

第一條出路是應結束孔夫子充當“面團”（任人揉捏）的可憐命運，還給孔夫子以生命尊嚴與尊嚴。我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為“誰是最可憐的人？”我自問自答，答案是，從后戰國時期至今，尤其是最一百多年，孔子乃是中國最可憐的人。我使用的“可憐”二字，不是文學語言，而是從俄國流亡到英國的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理性準則，他說，如果專制統治者規定必須下午三點鐘時頭必須朝下站立，人們都會照樣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對于斯大林來說，這還不夠。斯大林還要人們把自己揉成“面團”，之后由他隨意揉捏。也就是說，被當作“面團”隨意揉捏，那才稱得上“最可憐”。而孔夫子的命運正是這種命運。一百年來他完全被當作“面團”，時而是“至圣先師”，時而“至惡罪人”；時而是“精神導師”，時而是“巧偽人”；時而是“敲門磚”，時而是“落水狗”；時而是“政治的秕糠”，時而是“心靈的雞湯”。到了1976年，他甚至被揉捏成與林彪同一級別的“反革命罪犯”，即身兼歷史與現行“雙重反革命”而被全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那時，他連“孔子孔先生”都不許叫，只能稱他為“孔丘”與“孔老二”，其可憐的程度達到了極點，連受管制的“四類分子”都不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只被打斷了一條腿，而孔子則從頭到腳全被打碎。一個提出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影響中國兩千年的大家、大教育家，一個曾經被中國人民視為心靈的歷史偉人，被污蔑、被踐踏、被糟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真是匪夷所思。對于孔子的這種悲慘可憐命運，每個中國人都負有責任，都應當有所反省。我個人在1976年就參加過“批林批孔”的政治運動，即走進了聲討孔子的“共犯結構”，也加入過“批倒批臭”孔子的丑陋行列。今天，我們探討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我覺得，第一個出路就是要反省自己的丑陋行為，清洗自己身上的政治病毒。也就是說，要讓孔子有個出路，即重新贏得人的尊嚴，我們自己就要重新審視1976年，重新做人。

第二條出路則應當是從學理上正視孔子和儒家體系的弱點，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功勛。“五四”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顯然是“情緒有余理性不足”。然而，“五四”的反孔又確實很了不起。因為孔子與儒家體系確實存在著巨大的弱點。我曾著文指出，“五四”之前的中國，缺少邏輯文化的資源，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挑戰。今天，我還要說明，孔子與儒家最大闕如，是缺少個人、個體、個性的資源。而沒有個人、個體、個性的權利與地位，現代社會不過是一句空話。現在，國內學術界有人說，中國文化從來不講“個人”，所以今天不講個人尊嚴與個人自由也可諒解，這是完全錯誤的論點。孔子明明講“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這不是“個人”嗎？還有，孟子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不也是個人嗎？但我們應當承認，孔孟及他們的后人，只講精神性的“個體人格”，卻不講物質性（即現實性）的“個體自由”與“個性解放”等。孔學這一根本性的弱點，是李澤厚先生最的成果。我認為，這一成果擊中了孔子的要害。確實，儒家體系只提供“個體人格”的根據，并沒有提供物質性的（或稱現實性）“個體自由”與“個性解放”的根據，例如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勞動自由、言論自由、遷徙自由等。這些現實生活中的自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首次發現、首次啟蒙和首次呼喚。通過“反孔”而呼喚個體自由與個性解放，通過“反孔”而呼喚科學與民主等現代價值觀念，這是巨大的歷史事件，也是巨大的歷史功勛，它帶給中國人民以極大的解放與身心解放！這一功勞絕不亞于大禹治水，所以我們要永遠銘記。

今天，我還要說明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畢竟是很有文化的先驅者。他們在世時就把孔子本人與后世對孔子的變形二者分開，而且對自己的基本行為（即把提出“個體自由”與“打倒孔子”連結起來），有所反思。也就是說，他們為倡導科學與民主而以挖掘自己的心靈（孔子）為代價感到十分痛苦。正因為這種痛苦，才產生了五四后魯迅的《墓碣文》這種慘烈性的散文詩。這首詩寫的是“抉心自食”的痛苦。五四是一場“審父運動”（審判父輩祖輩文化），又是一場“自食”運動。即為了自己的民族進步不得不啃噬自己（孔子）的心靈的悲劇性運動。這與1976年的那種“批孔”的政治鬧劇，完全是兩回事。我們今天在學理上肯定孔子又肯定“五四”反孔的歷史功勛，內心也是痛苦的。然而，為了讓儒學更新并贏得巨大的嚴肅性，也為了讓孔子莊嚴地走上現代的道路，我們不能不承受這種痛苦。

第三條出路是回歸“原典儒學”，打通孔子與普世價值的血脈，即打通孔子與世界諸子的血脈，以創造中國的現代精神自式，包括文化自式、自式和道德自式。這條出路，如果用世俗的語言表達，即讀孔子的原書，聽孔子的原話，但不做孔子的好戰士，只做孔子的好學者，好闡釋者與好創造者。或者說，讀孔子的書，聽孔子的話，又超越孔子的書，提升孔子的話，做孔子的對話者。

孔子誕生后兩千多年的歷史證明，孔子是打不倒的，像1976年那樣利用政權的力量進行大規模的扼殺也打不倒，更勿論其他。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里，儒學不斷發展。于是，有孟子的孔子，有荀子的孔子，有董仲舒的孔子，有朱熹的孔子，有王陽明的孔子，有曾國藩的孔子，有康有為的孔子，有毛澤東的孔子。就“學問”的形態而言，則有政治儒學（以董仲舒為源頭）；有心性儒學（以朱熹、王陽明為發端）；有宗教儒學（以康有為的孔教會為典型）；有原典儒學（李?厚提出的概念）。中國國內，四種儒學正在博弈，但我認為，回歸原典儒學最實在，這才是孔子的出路，也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可以肯定，讓孔子再度走上政治，讓他再做治國經典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孔子當時面對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鄉村時代以及相關的各種社會問題與家庭問題，而今天中國已進入城市時代，面對的是工業化之后的現代社會諸種問題。因此，企圖使用孔子的藥方來療治當下的問題，肯定要失敗。讓孔子走向政治要失敗，讓孔子走向宗教，把他打扮成以通達鬼神的教主，也肯定會失敗。這是因為孔子與儒家本身是排斥“神世界”的重人情重現世文化，是立足于人類應當自強不息的文化。把孔子與宗教硬拉扯在一起，從根本上說，是文不對題，是大倒退。現在有些學人正在鼓動“孔子還鄉團”，重新打出祭孔旗號，企圖重蹈代“孔教會”的絕路，這種讓孔子充當救世主的烏托邦肯定要破產。

回歸原典儒學，并不是復制孔子，照搬《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的語錄。我們既要拒絕對孔子的“西化”，也要拒絕對孔子的“神化”。最要緊的是讓孔子走上中國現實的現代之路。也就是中國自己選擇的路，即中國的現代化自式，包括生存自式、道德自式、自式、文化自式等等。例如對于“孝道”，我們就可以回歸《論語》關于“父父子子”的原始論述，并打通孔子與普世價值的血脈，用“自由與等”的現代理念給予的洗禮，揚棄“父為子綱”的家庭專制邏輯，從而確立以情為本體的新道德形式，其中包括道德規范，也包括人倫責任。確立這種新道德形式，需要長期探討與試驗，它永遠是個動態性的未完成式。我個人也絕不會苛求一天的研討會就可以提供完整完美的答案與結論。也就是說，中國文化的精神出路，乃是一個未完成式，它需要我們思索下去，探討下去，直到最后找到孔子的出路。

（此文是2017年初劉再復在《明報月刊》與浸會大學聯辦的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