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通過收集、篩選及合并各類教育及社會資源對學生進行全面素質鍛煉，滿足市場化結構轉變對復合型人才的急用之需。辦學模式的演變是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從不規范到規范、不完備到完備的具體體現。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從出現發展至今，主要產生了以下五種模式。

一、以政府指導為導向、公辦學校為主體模式

20 世紀90 年代末，江蘇省率先進行集團化辦學嘗試，鎮江成立職業教育集團標志著以政府為導向的辦學模式形成。2004 年河南交通運輸職業教育集團的成立標志著以政府為導向的單一性局面被打破，行業辦學步入正軌。2009 年，北京交通職業教育集團成立，參與成員進一步增多，中外企業逐步融入辦學隊伍。這兩大職教集團以政府支持為主，以交通類公辦學校為培養載體，聯合企業構成職業教育集團。

政府通過投資劃撥經費、購買教育成果，保障運作資金的投入精準及時；監管措施的出臺有效杜絕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的不正當競爭，為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良性運行提供了保障；財政專項投入、創設科技服務機遇鼓勵企業與院校實行多重合作，實現資源互惠。但該模式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政府主導的官方主體身份過強，在集團建設過程中會產生過多行政干擾，影響集團化辦學的創造性 發展。

二、以學校指導為導向、院校合辦為主體模式

1996 年廈門電子職業教育集團是通過擴大中專學校在電器類專業領域的發展規模，提升專業吸引力，增強學校在市場中的?爭力組建而成。伴隨同類型學校集合而成的職教集團數量增多，為進一步增強辦學實力，院校合辦從中職學校之間擴展到中高職學校之間展開。1997 年江蘇省對全省農業類學校進行有序組合，參照農業經濟總規劃進行人才培育，達到了優化教育資源的目的。20 世紀中期，這種由學校指導、院校合辦的辦學模式在全國推行。廣東省成立的南海職教集團貢獻尤為突出。集團結合職業教育結構中的各類學校，對學生進行學歷提升連貫培養。集團將中職段專業調整至6 個，高職段設置為4 個，通過連貫培養的教學目標對專業結構進行調整，實現學生專業技能不斷層培養。

學校在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背景下，從辦學資質實際狀況出發整編教育資源，有效減少了教育資源重復使用及課程統籌安排重疊的現象，加強了學校連貫教育能力。然而該模式的弊端在于集團屬于非營利性質單位，沒有民事行為能力，由于缺乏運營資金扶助，單憑內部運行規章要求以營利為主的企業方提供技術及資金支持難以實現穩定合作。而企業方組織人力、物力對實生進行統一培訓及管理，由于付出多回報慢，因此對加入職教集團化辦學興趣不大。

三、以行業指導為主、企校共育為主體模式

行業以拉動內需為出發點，使用一切有利于人才定制培養的經濟、物質手段進行人才制造并對培養效果進行監督檢測。行業辦學有行業內部資源的強勁支持，通過全方位參與教學流程，徹底更改了職教集團中以學校辦學資源為主、其他辦學資源為輔的被動地位。行業學校制定的教學計劃更符合社會生產實踐的需要，學生畢業后能快速適應崗位要求，投入生產學習。2010 年，湖北省以國防科技行業背景做支持，牽手行業內職業學校和軍工類企業成立了職業教育集團。集團以創新產品技術為出發點，通過培養軍工類產業基地所需技能型人才為重點，形成了以行業為主導，“校育+ 企育”共進的辦學模式。

行業辦學優勢在于行業資源與人才培育全面聯合，學校從“大綱式培養”轉變為“操作化培養”，學生專項能力突出，企校合作形式靈活，為高技能型人才培養打下了堅實基礎。該模式的弊端在于政府對行業辦學的監管力度匱乏，企校合作形式靈活多變缺乏政策性約束，企業技師參與學校教學過程的配套制度不夠齊全。

四、以股東指導為主、多種資本支持為主體模式

2001 年松江職業教育集團成立，集團通過企業和社會資產等各方金融籌措，并匯集學校教育技術力量組成了共同經營、利益共享的教育集團。集團借用企業經營規則調整成員關系，董事會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明確股東的合法權益和義務，對集團事務全局調控。

以股東指導為主，多種資本支持模式的優勢在于教育集團化在市場的全面把控下進行資金籌集，教育股份制改變了以往職教集團缺乏行政效力的尷尬境地，集團被賦予了更多權利和職能，內部成員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開始密切協作。但這種轉移到教育領域中的運作模式出現了“水土不服”現象。教育領域的“公共服務”意識形態決定了它在市場化運行過程中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如集體資產如何進行合理劃分，公益性教育投入如何獲得回收等。

五、以國內指導為主、國際機構支持為主體模式

通過境外設立教育機構，將國內優質職業教育資源有效輸送至國外，積極造就國際型技術人員，內供外應，開拓境外教育資源合作機會，提升了集團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2001 年綠葉教育集團與印度最大的IT 業培訓學校印度國家信息學校簽署合作協議，成立了綠葉NIIT 信息技術學院。2003 年江蘇商貿職教集團成員無錫商業職業技術學院牽手著名服裝品牌??紅豆集團在柬埔寨建立了“南洋紅豆教育學院”。這種集內外部力量進行辦學實力擴大的新模式是自2000 年后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大規模建設過程中的重要創新。

該模式借助著名企業在境外的品牌優勢，拓展教育集團的發展范圍和培養資歷，提升了集團品牌競爭力。但其缺陷在于：國際型教師團隊力量單薄，課程整合難度大，保障監督機制不周全，合作形式和內容不夠細致，校企意見不一，項目半途而廢現象較多。

我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在1990 ?2000年這十年間快速成長。華東、華北及兩湖地區的職教集團多以政府和院校主導的公辦性質職教集團為主，辦學領域跨度較小。為進一步擴大辦學范圍與提升辦學成效，不同類型院校開始謀求合作，通過調整專業布局、重新編訂教材等措施進行辦學突破。但學校自身校內育人的特殊屬性導致其實踐教育能力不足，集團參與的企業數量較少。2000年后國家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扶助力度，《職業教育法》的出臺有效保障了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的全面發展。以行業主導的辦學形式有效彌補了學校單一主體辦學的劣勢，用行業資源對學生進行全面塑造，滿足了行業對定制專屬人才的需要。2005年后國家政策加大對規模型集團化辦學的支持，多種類辦學類型出現。股份制企業集團的資本運作結構被引入到我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進程中，加快了多種資產并入集團化辦學中的速度。國家政策的幫扶力度不斷強化，一大批職業教育集團先后在境外建立了培訓點，將國內職教成果帶向國外，并吸收國外職業教育成熟經驗，取長補短，拓展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空間。時至今日，我國職業教育集團化辦學不再拘泥于固有模式，辦學主體進一步增多，出現了眾多蘊含自身發展特質的職教集團，有效提升了職業教育的整體辦學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