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在學業與升學中的不等主要是因為文化機制，教育主要體現的是一種文化資本傳遞，這種傳遞是通過日復一日的“實踐”形成的慣。隨著有技能、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在經濟上的地位日趨重要，學校制度中的不等現象，在一代一代地再生產，原有的階級結構也越來越重要了。

父母的學歷所代表的學校教育成果作為文化資本，不僅在家庭里積蓄著，由子女繼承下來，而且子女和家庭的升遷性流動機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能夠為子女提供怎樣的學校教育機會。

難以企及的重點大學、勞動力市場分割與就業困難

在教育層層分流與篩選的過程中，對于絕大多數底層群體而言，重點大學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遙遠夢想：一方面，這需要家庭持續性的長期教育投資和豐富的文化資本傳遞，而這兩項正好是底層群體相對最為稀缺的資源。他們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本可以容許子女長達數年的教育周期性積累，在子女成長最為關鍵的時期內，他們也沒有科學的教育方式和充足的文化資本予以理性培育與有效傳遞，他們甚至自身也并不真正重視教育，生存理性的強大思維慣性使他們急于期待子女盡早進入到勞動力市場中去謀取即時的報酬，哪怕所獲的微薄報酬甚至根本難以滿足基本的日常生存所需。他們沒有足夠的資本去進行人力資源投資，更無法容忍這種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高風險：畢業后即失業;

另一方面，錄取制度和知識考核對底層群體也極不公。

以英語為例，在筆者所調研的芥縣云鄉九年一貫制學校中，最幾年，少年們才在小學三年級開始零星接受一點英語學習，而就在幾年前，因為英語老師緊缺，少年們都是要到初一才開始系統學習英語，且任教的英語老師甚至都不是英語專業出身，而是由教語文的老師兼職授課。

雙語幼兒園和各種幼兒、少年英語培訓班，在芥縣縣城和大城市里隨處可見。就連芥縣經濟稍微發達一點的鄉鎮，家庭經濟條件中等以上的孩子也都從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英語。且不論這些幼兒園英語教學專業性水有多高，但與身處真正底層社區中的云鄉少年們相比，鄉鎮少年的英語學習至少早了4～5年。所以，每次在全縣的統一測試中，云鄉八年級和九年級的少年們，僅英語一科的均分就比全縣均分低至少30分以上，更不要說其他學科了。在最后城鄉統一的升學考試殘酷競爭中，他們根本無力取得一丁點兒的優勢。

這種“先天不足”與“后天更弱”的教育現實，使絕大多數底層群體早在中考前就已經和重點大學無緣了，能夠考上一般普通高中的都是鳳毛麟角，更不要說升入重點高中。

底層群體在教育篩選軌道中面對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多更大的困難，但他們并沒有得到制度性和社會性的彌補，反而卻受到更大的歧視和挑戰：

其一，國家教材和升學知識考核的親城逆鄉性，底層群體要去學習他們根本沒有生活背景和經驗體悟的精密化知識符碼，這與他們日常生活毫無關系。所以他們學習會比其他階層面臨更多的困難。

其二，各種決定命運的升學考試都要到陌生的城鎮中去參考，這給本身就缺乏競爭優勢的底層子弟帶來更大的心理挑戰。

其三，他們中的佼佼者即便幸運地進入了重點大學，但因為底層家庭社會資本的薄弱，在主要勞動力市場日益固化和排他化了的當代社會，他們又不得不流入低收入和低機會的次要勞動力市場，同時還要面對城鄉、區域和行業等多重非均衡市場分割現實以及城鎮新移民現實生存危機的多重挑戰，這些都是“教育改變命運”事實上的無效性或低效性所必然帶來的高風險底層命運。

(文中人名、縣及縣以下地名均為化名。感謝東北師范大學農村教育研究所和中國農村教育發展協同創新中心提供的幫助，感謝田野工作中提供過各種幫助的人士，感謝東北師范大學教授鄔志輝與作者的多次討論)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