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推進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正在發生的重大變革，是我國各項工作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大邏輯。正確理解這個大邏輯，需要結合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持續加強對*系列重要講話、中央經濟金融管理政策以及各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踐進行學習、思考。根據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實踐的學習和觀察，并結合幾年對宏觀經濟問題的一些研究，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全面準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防止六種錯誤傾向，而在推進改革實踐中則要注意處理好五大核心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國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

毛*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實踐。同理，沒有正確的經濟理論，也就沒有成功的經濟實踐，因為實踐離不開理論的指導。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主要和仁人志士以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基礎，結合中國自己的國情，逐漸形成了毛澤東、鄧小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政治經濟學理論，指導的*實踐取得巨大成功。經濟社會建設中的主要問題會在不斷被解決過程中不斷發生變化，正確的理論也不能僵化，理論只有同步發展才能保持對發展變化的實踐具有指導意義。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出現的新問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引領時代發展的大理論、大邏輯。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是*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象的政治經濟學，是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最新回答，也是對中國經濟理論中一些認識誤區的糾偏和澄清。

第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回答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問題。這就是中國經濟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正在從量變為質，即從過去如何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演變為如何最大限度最有質量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更高層次更多樣化的物質和文化需求的問題。所以，當前第一要務仍是發展，但這里的發展是更有質量、更有層次的發展，不僅指量的做大，更要講質的提升，是質和量相統一的發展，絕不能以一個代替另一個。因此理論界少數專家學者和實踐中的部分同志只唯量、不顧質，只唯速度、不顧環境與效益，或相反以質取量、輕視甚至否定發展重要性的偏向都是錯誤的。

第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回答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目的問題。中國經濟是*，發展手段是市場，目的是*，目標是實現公、正義、共同富裕。這就要求我們必須解決社會公問題、社會正義問題、極端貧困問題。在這方面，我們理論界存在只重視市場而輕視對市場的道德約束，輕視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分化結果，輕視運用政府、運用國有體制彌補和解決市場失靈必要性的問題。

第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回答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重構中國發展優勢，實現與自然、社會、世界和諧發展的問題。這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國家為此推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發展戰略和措施。在這方面，我們理論界卻存在短視、片面、封閉的傾向。比如在總結過去的發展得失時，有人把發展和環境對立起來，認為過去發展中的環境惡化是發展帶來的，是片面追求GDP的結果，為了追求綠色，進而否定GDP的重要性;講創新發展時，有人離開資本、投資及其他基本生產要素的投入去講創新;講對外開放時總是以“貨幣戰爭”思維，講零和博弈;講激勵機制時，只講如何擴大收入分配差距，只講降低成本，不講勞動保護、共享發展。這些觀點都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不符合*的發展目標，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激濁揚清，是對這些觀點的糾偏。

第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指出了當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關鍵點在供給側、在結構性、在改革。因此，中國經濟繼續發力要圍繞供給側來進行，主要解決供給如何更好地適應需求的問題;中國經濟發展中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體制機制保障和供求關系的結構性失衡，因而不需要把整個體制機制推倒重來或對供求關系全面調整;中國經濟發展中結構性問題的解決關鍵靠改革，改革要以問題為導向，圍繞體制機制中阻礙市場供求關系調整的問題一個一個地去解決，有什么問題解決什么問題，不擴大，也不回避，攻堅克難，久久為功。

全面準確理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要防止六種錯誤傾向

一是避免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僅僅局限于我們時理解的市場結構、行業結構、產品結構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包含市場供求的結構性吻合，即行業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等方面的結構性均衡與優化，而且更重要的方面是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面上是市場結構問題，實質是體制機制問題。產能過剩與產能不足的并存，庫存積壓與短缺緊張的并存，重復建設與公共產品不足的并存，反映的都是體制性、機制性矛盾，都要依靠深化改革創新的辦法來解決，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核心還在于體制機制。

二是避免滿足總量、輕視人均、輕視增長和發展潛力等國情現實。要充分認識到進一步發展、做大做強總量仍是我國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第一要務。盡管我國經濟總量已達全球第二，但人均排名90多位。，我國GDP為67.7萬億元，僅次于美國，但人均GDP只有約8000美元，與美國、日本、德國、英國等發達國家3.7萬美元的人均水存在很大差距。只有保持足夠高的經濟增速，才能逐步縮小與發達國家人均收入水的差距，才能逐步解決城鄉差距、區域差距、收入差距等結構性問題，才能解決城鎮化、農民工、老齡化等現實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的最大問題不是潛在經濟增長能力的下降，而是現實增長遠遠低于潛在增長，原因在于我們輕視增長的重要性。因此，不能簡單把擴大經濟總量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立起來。

三是避免把擴大投資僅僅當作凱恩斯主義的強刺激政策而有意回避，或簡單理解為短期的需求刺激、低水重復建設等不可持續的需求側變量，而要客觀全面認識投資在供求兩端、在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在推動轉型升級中的重要性。投資既是短期需求，又是長期供給，是影響長期潛在增長和短期現實增長的關鍵變量，是生產要素中最活躍、最關鍵、最可調節的變量，在短期穩增長和長期促供給中具有非常獨特的作用。在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要在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的前提下，最大限度擴大投資規模，因為只有擴大投資，才能推動增長、推動技術進步、推動創新、推動真正的市場結構調整和企業的轉型升級。

四是避免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完全歸于政府，也不能完全否定政府在其中的應有作用。我們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計劃經濟，而是為了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要避免計劃經濟思維，防止行政干預回歸。同時要明確政府的權力邊界，更好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這樣，既能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的決定性作用，也能找到政府在其中的應有定位和作用方式。當前，經濟發展中產能過剩、庫存積壓、杠桿過高、成本過高、存在短板等突出問題，本質上都與市場機制沒有真正有效發揮作用有關。要通過改革，放開行業準入，鼓勵競爭，政府要確保和維護公的競爭環境，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創造條件。要運用市場機制去實現企業出清、勞動力出清、產品出清，通過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來解決結構性問題，讓市場真正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

五是避免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需求管理的簡單替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忽視或弱化需求管理。當前，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多年來過于強調需求管理、忽視供給側的“糾偏”，但不是全盤否定需求管理，不是離開需求談供給。這一點，可以借用權威人士的表述，我們“不是實行需求緊縮，供給和需求兩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當前要把改善供給結構作為主攻方向”。事實上，供給側和需求側是宏觀經濟的兩個方面，需求引導供給調整，供給創新滿足需求，二者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在市場機制失靈、信心不足、消費與投資都出現收縮的情況下，供需不衡、不協調、不匹配就會造成市場出現總量上的內向性收縮，現實增長會與潛在增長有很大差距，價格機制會失靈，資源配置效率會下降，必然影響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這時，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需求側，就有必要通過加強需求管理去啟動市場、增強信心、復蘇經濟、激活供求。因此，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應當同時關注需求管理，適當擴大總需求，釋放新需求，根據現實經濟的運行情況，使新創造的需求能夠激發新供給，使新創造的供給又能夠反過來提高需求潛力、激發更大的需求活力。

六是防止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成新自由主義。這一點，說得很明白，“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們的解釋來宣揚‘新自由主義’”。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它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基礎，還是主張中對制度變革以及政府這只有形之手作用的重視，還是所要解決問題的，都同西方供給學派或者新自由主義有著本質區別。要深刻理解其中的差別，避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推進、落實中走樣，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新的風險。

有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

關鍵要正確處理好五大核心關系

(一)正確處理期穩增長與長期優結構的關系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期的重點是樹信心、引預期、擴投資、穩增長，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改進國民經濟管理方式。長期的重點在于促改革、轉動能、增后勁、搶高點，使國民經濟行穩致遠。其中，擴投資、優投資是關鍵，是實現期穩增長和長期優結構的關鍵變量，因為投資期是需求，長期是供給，在衡短期目標和長期目標中可以起到關鍵作用。同時要注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綜合目標在于完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有效市場和優良政府的有機結合，既能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又能發揮好政府的作用。要在穩增長與調結構雙重目標的追求中，為中國經濟建立良好的體制機制，推動綜合目標的實現。

(二)正確處理改革與發展的關系，通過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五大發展理念”的體制機制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極大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為我們黨帶領全國人民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階段的偉大勝利，不斷開拓發展新境界，提供了強大武器。其重大意義正如全會所指出的，這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影響將十分深遠。

創新發展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實現戰略性調整的關鍵驅動因素，是實現“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全面發展的根本支撐和關鍵動力;協調發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全面”的重要保證，是提升發展整體效能、推進事業全面進步的有力保障;綠色發展是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是通往人與自然和諧境界的必由之路;開放發展是中國基于改革開放成功經驗的歷史總結，也是拓展經濟發展空間、提升開放型經濟發展水的必然要求;共享發展是*的本質要求，是*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必然選擇。

簡單來講，改革是手段、是方法，發展是目標、是目的。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要靠正確有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去引導，只有通過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機制和財稅、金融、環保、技術、安全、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法規體系，發展才能真正符合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要求。同時改革的有效推進離不開發展理念的指導，發展理念科學不科學，從根本上決定著改革的成效乃至成敗。五大發展理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場領域的改革，符合并揭示現代社會發展規律，契合中國發展實際，合乎中國兩個百年的發展目標，必能經受住歷史的考驗，推動*越走越寬。因此，未來所有的改革，都應以五大發展理念的要求為指導，只有符合五大發展理念要求的改革措施才會有成效，才會經受住歷史考驗，取得成功;除此之外的改革恐怕都是折騰，都會是原地踏步甚至會帶來倒退。

(三)正確處理“三去一降一補”階段性重點任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長期性之間的關系，防止把“三去一降一補”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三去一降一補”有很大的相關性，也有著根本的區別。它們的關系，可用長期與短期、戰略與戰術、目標與任務來類比。完成戰術任務很重要，因為長期戰略目標的實現，離不開不同時期一個個戰術任務的完成。但如果把戰術等同于戰略，甚至用具體任務去代替戰略目標，往往會迷失戰略的方向，也不利于戰術任務的完成。

“三去一降一補”是當前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具體任務，抓住了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供給側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但它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全部，也不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和核心問題。未來一段時期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推進，要反思一年來改革措施的推進與任務完成情況，深入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新變化，制定系統性、針對性更強的措施和辦法，使這五個方面的問題得到有效解決。但更重要的是，要為解決這五個方面的問題建立和完善一套有效的體制機制，來完成更多新的目標和任務。因此，必須全面準確地理解五大問題的真實情況，找準五大問題產生與存在的真實原因，提出真正有效解決問題的辦法。在此過程中，要防止走偏，防止本意要解決問題，實際卻制造出更大問題。

(四)正確處理國有經濟成分與其他所有制成分的關系

公有制經濟成分、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公有制經濟成分進行改革一直是我國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宏大改革篇章的重大主題，同樣也是當前和今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中國*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公有制經濟成分的健康發展。但是，由于公有制經濟產權結構有天然局限性，委托?代理問題帶來監督成本和經營成本高昂，社會目標和經濟目標沖突，使國有企業一直存在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等制度性問題。經過30多年的改革尤其是多年來的股份制改造，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經營體制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國有股份一股獨大、行政干預過多、公司法人治理不健全等體制機制問題仍然存在。為進一步完善我國*，未來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需要以市場化為導向，通過深化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解決阻礙國有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國有企業要逐步退出競爭性行業和領域，把公共資源更多投向公共品生產、自然壟斷、高新技術研發等有利于*健康發展的基礎性、核心性、保障性領域，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和抗風險能力，推動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相互補充、各盡其責，實現各種所有制經濟成分錯位發展，夯實*基本經濟制度的微觀基礎。

(五)正確處理發展金融與支持實體經濟的關系，讓金融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發力

金融資源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源，金融的功能就是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既然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解決現有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已成各界共識，在這一過程中，金融助力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下一階段金融業改革發展的應有之義。從宏觀層面來說，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看這個問題。

一方面，金融要支持經濟社會體制機制轉換。金融是服務于經濟、服務于社會的，只有如此金融才有存在的價值。因此，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來看，金融要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服務。其一，作為經濟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金融業自身改革要與經濟社會體制機制改革和制度創新有機結合，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其二，金融要為體制機制轉型提供相對穩定的環境，通過靈活適度的貨幣信貸政策為體制機制改革爭取時間和空間，最大限度地推動社會體制機制的轉型與進步。

另一方面，金融要圍繞實體經濟做文章，把實體經濟做大做強要成為金融的首要任務和目標。金融與實體經濟是共生共榮的命運共同體，實體經濟不發展，是金融業面臨的最大風險。特別是在當前日益復雜的經濟金融環境中，金融要與實體經濟同甘苦共患難，銀企聯手，共度難關。要運用多層次金融市場機制和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品種為實體經濟提供高效服務，監督引導資金真正進入實體企業，而不是在金融系統空轉。要在保持宏觀政策穩定的同時，圍繞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創新服務方式，運用大數據、云臺等改造提升傳統金融業，拓展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渠道，不斷滿足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中多元化的融資需求，破解金融資源供需錯配難題。

從操作層面看，可以將以下幾個具體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作為金融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

其一，金融要圍繞“中國制造2025”，支持制造業轉型升級。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代表和核心，制造業的強大對于提升我們的國家競爭力至關重要。目前，我國制造的產品主要以中低端為主，要實現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升級，發展高端裝備制造業，就必須發揮金融業在支持“中國制造2025”方面的獨特優勢。通過金融體系高效的投融資體制，為制造業企業提供多樣化的融資方式，努力實現制造業與金融業的“產融結合”，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現代產業體系，助推中國從制造業大國走向制造業強國。

其二，金融要加大對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新型城鎮化的支持力度。繼續城鎮化是當前我國經濟的最大特征，在相當長時期內我國仍會處于這一階段。金融要圍繞這一領域，加大投入，加大創新。從我國情況來看，經過些年來的大規模建設，我國基礎設施在整體上有了很大發展，但總體水仍不高，尤其是中西部和農村地區在水利、交通、能源、電力等方面的基礎設施仍然很落后，還有很多投資需求和空間。金融要做好儲蓄充分有效向投資轉化的工作，運用多層次金融市場機制和多樣化的金融工具品種為這些投資提供高效服務，努力為加快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和新型城鎮化進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務。

其三，金融要加大對“四農”特別是農民工轉型的支持力度。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高度重視“三農”問題，但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們面臨的不只是“三農”問題，而是在農業、農村、農民“三農”的基礎上，出現的一個更重要問題??“農民工”問題。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和制約我國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切實推動農民工轉型為產業工人、城市市民和城市主人。作為金融業來講，要堅持從城市和農村“兩頭發力”，一方面，做好農民工在城市“進得去、留得下、過得好”的全程金融扶持;另一方面，做好農村公共服務體系現代化、農業生產經營條件及服務體系現代化、農民生活水和方式現代化的全方位金融服務，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實現“農業豐、農民富、社會穩”。

其四，金融要加大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支持力度。長期來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是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引擎，必須進一步增強金融支持創業創新的服務意識，創新產品模式，加大信貸投放，降低融資成本，增強創業創新主體融資的便利性和可獲得性，激發創業創新活力，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加快實現發展動力轉換，促進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同時向中高端水邁進。

其五，金融要加大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力度。“一帶一路”戰略是我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動全球和發展，真正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大戰略，意義重大，影響將非常深遠。同時它對打造全球新的增長極，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推動經濟發展潛力巨大。金融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圍繞這一戰略，進一步推動金融對外開放，進一步放松金融管制，支持、鼓勵有條件的金融機構走出去，提升金融業的跨境金融服務能力。應深入研究“一帶一路”沿線重點國家的利益訴求和項目信息，引導金融機構和企業瞄準重點國家、行業、項目精準對接，精準發力，推動中國經濟金融走出去。

作者簡介

徐諾金，經濟學博士，研究員，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湖南大學、暨南大學、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兼職教授。華南理工大學金融工程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長期致力于我國經濟金融理論和實踐中一些重點、難點和緊迫性問題研究，提出了諸多有影響的理論見解和政策主張。著有學術著作數十部，在國內外著名刊物發表各種專業論文80余篇，完成專業研究課題10余個，撰寫有關專題研究報告15份，累計學術成果超過1000萬字。

溫馨提示：文章內容來自網絡整理，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