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亂跌宕的南北朝時期依靠個體固有學識和才干而不是家族地位成為基本社會生存的法則，沽名釣譽的務虛之學必然為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所取代，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標明了這一時期教育變革的實學品格。《顏氏家訓》提出學以修身、利行、利世的教育觀，明確教育對個體發(fā)展及其家族綿延的重要功能，主張早施教、慈嚴結合、德藝周厚的家庭教育觀，倡導勤學、 切磋、眼學等有效的學習方法，這些貴學求實的教育至今仍有啟發(fā)意義。

關鍵詞： 顏之推 家庭教育 實學

顏之推（公元531?約598年）出身士族家庭，生活在門閥統(tǒng)治轉向沒落、南北分裂趨于重新統(tǒng)一的時期，做官歷經(jīng)梁、北宋、北周和隋四朝，“生于亂世，長于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依靠著自己博學善辯，度過了人生中的種種危機和災難，保全了顏氏家族的政治地位和利益。他本著儒家修身齊家的一貫訓教，為昭示子孫“紹家世之業(yè)”，根據(jù)自己人生風浪中“不倒翁”的見聞經(jīng)歷摘 要： 離亂跌宕的南北朝時期依靠個體固有學識和才干而不是家族地位成為基本社會生存的法則，沽名釣譽的務虛之學必然為經(jīng)世致用的實學所取代，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標明了這一時期教育變革的實學品格。《顏氏家訓》提出學以修身、利行、利世的教育觀，明確教育對個體發(fā)展及其家族綿延的重要功能，主張早施教、慈嚴結合、德藝周厚的家庭教育觀，倡導勤學、 切磋、眼學等有效的學習方法，這些貴學求實的教育至今仍有啟發(fā)意義。

關鍵詞： 顏之推 家庭教育 實學，借鑒了前代《誡子書》、《家戒》等寫作形式，在隋朝中期刊印出版了我國封建社會第一部系統(tǒng)的家庭教科書??《顏氏家訓》20篇，“篇篇藥石”、“言言龜鑒”，被譽為“家教規(guī)范”、“處世良軌”，澤被后世，流傳甚廣。

一、教育功能論

學為立身之基。顏之推認為，個體發(fā)展皆由“勤學守行”而來，學習目的是識見廣博、開啟心扉、“增益德行”，修身利行，增加自己社會謀生的資本。

《顏氏家訓》明確教育和學習對個體發(fā)展及其家族綿延的重要作用，意在戒除南北朝時期兩大流俗傾向，一是家族門第決定人才之高下的陳腐觀念，二是魏晉以來玄學空談無用之流弊。對于前者，時戰(zhàn)亂頻仍、政治危機四伏、朝代更易難料，“魚奪水而暴鱗”，倚仗門蔭獲一官半職而蒙混享樂的想法不切實際，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對于后者，“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造其屋，不必知楣橫而?豎也；問其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yōu)閑，材增迂誕，軍國經(jīng)綸，略無施用”[1]。顏之推批評世家子弟的不學無術，指出讀書必在“濟時益物”而非沽名釣譽，“人生在世”一定要有自立生存的真本事，學之本意在修身、利行、利世，無論于己、于家還是于國，明體達用的實才遠比空疏無用的虛才更有實際價值。概而言之，顏之推力除魏晉以來空談名理、脫離實際、不涉世務的玄學清談流弊，力主求真才、務實學的儒家本體的回歸，這一主張在當時具有較強的批判意義。

作為南北朝時期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在顏之推那里，“德藝周厚”是人才培養(yǎng)的基本要求，即孝悌忠恕為根本、真才實學為基礎，但這里的德、藝在具體內容上更生活化、日用化，實用特質更突出。

“藝”的范圍相當廣泛，首先是“明《五經(jīng)》”。《五經(jīng)》本身知識駁雜、包羅萬象，隱含立身處世、立功做事的日常道理和方法，“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jīng)》者，尚為人師”[3]。對學習者而言，《五經(jīng)》最重要，除有幫助讀書寫文、開闊心智眼界的功能外，還有謀求生活資本的實用功能。現(xiàn)代知識觀認為，教育視野中的學習內容普遍具有道德、智慧、技藝、邏輯、審美等多重價值，基于書本文字的表面，我們更需要探究它所指向生活世界中事物行為的邏輯依據(jù)和方法原理，讀書非無用，無用的是自己不能夠知道書中意蘊豐富的道理實在，“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4]。

其次，“藝”包括士大夫日常生活中接觸的琴、棋、書、畫、數(shù)、醫(yī)、射、投壺等各種“雜藝”，這些技藝在現(xiàn)實生活中有實用價值，也有個人保健、娛樂等方面的功能。顏之推主張技藝只需稍通能用即可，不必專業(yè)、?精，更“不愿汝輩”以“雜藝”專家取榮寵。為什么？所謂“見役勛貴，處之下坐，以取殘杯冷炙之辱”，在那個年代，藝人地位低下，謀生不易，且常受制于人，不能自我掌控和自主選擇的人生極易喪失掉的就是自己的獨立人格，以致失去了自我、自由。

再次，“藝”還指農業(yè)生產方面的知識技能，顏之推不輕視耕稼，認為士大夫子弟不能只“悉資俸祿而食”，“要當稼穡而食”，“貴谷，務本之道也”，農業(yè)是“生命之本”，無論是營家還是治民，大都要“知稼穡之艱難”，了解農業(yè)生產知識、能參加農事活動，“不徒高談虛論，左琴右書，以費人君祿位也”[5]。他批評煩瑣空疏教育下的士人，“居承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zhàn)陣之急；保傣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故難可以應世經(jīng)務也”。此之弊“皆優(yōu)閑之過也”[6]。

僅從藝的范圍看，顏之推已經(jīng)超越了兩漢以來儒家五經(jīng)的單一框架，拓寬了學習內容，適應了南北朝時期多元文化發(fā)展對人才多樣化的實際需求。當然，顏之推期許士大夫子弟的成才范圍主要集中在“國之用材”方面，不過“人性有長短”，注重的是因材施教而不是求全責備，應該“任其不齊”，即一個人若能守一職、有益于物，便可無愧耳。倘若像“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雖洋洋灑灑卻是煩瑣虛飾、空無一物，倘若“以此為師，令人氣塞”[7]。一個人只有學以致用、致知力行，才能真正立身處世，顏之推教育的學實意義就在于此。

二、家庭教育觀

官學興廢無常的時代，“學術之中心移于家族”，主要由于大家族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文化環(huán)境和教育資源。一個有道德、有智慧、崇實學的教育環(huán)境（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的存在，對個體的身心成長有著深刻的教育價值。本著宗族利益和自我保全的現(xiàn)實需要，顏之推更多地強調家庭教育在一個人成才過程中的基礎作用，賦予了特殊時代里家庭承載實德實才教育的基礎地位和功能。

一個人的發(fā)展，幼年時期是奠定基礎的重要階段，長輩應利用這個最好的教育時機，及早對幼兒進行教育，且越早越好。早教效果佳的理由是：

第一，兒童年幼時期，心理純凈，各種觀念還沒有形成，可塑性很大，所?教婦初來、教子嬰孩。這個時期兒童受到好的教育與環(huán)境影響，抑或壞的教育與環(huán)境的影響，都會在兒童心靈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長大以后一般很難改變，“少成若天性，慣成自然”。

第二，幼年時期受外界干擾少，精神專注，記憶力處于旺盛時期，能把學習材料牢固地記住，以至于年長時期都不會忘記。顏之推以自己的經(jīng)驗為例，“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jīng)節(jié)，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8]。因此提倡盡可能在幼年時期多背誦學習經(jīng)典材料，如詩歌、散文、寓言故事等，潛移默化之中，將有助于兒童的文學鑒賞能力、語言組織和表達能力、記憶力、理解力、思維能力及道德品質等方面的培養(yǎng)，待成年后再進行理解和消化，就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謂蒙養(yǎng)以正、其后自正。

“慎始”固然重要，“慎終”同樣重要。顏之推主張一個人倘若早年失學，晚年如有條件也當繼續(xù)學習。“然人有坎?，失于盛年，尤當晚學，不可自棄”[9]。自古以來，儒家一貫強調學習對一個人發(fā)展的重要性，但凡中智之人只要付出努力、不自暴自棄、持之以恒，在任何一個階段接受教育和學習都不算晚，“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游學，尤為碩儒；公孫弘四十余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10]。

“早教”與“晚學”蘊含了學習是一項與人終生相伴的事情，這與今天所倡的終身教育實為不謀而合。年幼“固需早教”，老年也不可“失機”。若失掉了幼年學習機會，也不必過分失望，只要珍惜時光，自己堅持學習、勤于思考、腳踏實地，還是能夠有所成就的。“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11]。

（一）慈嚴結合

家庭教育原則與方法應當遵循愛教結合、寬猛相濟、“勵短引長”的原則。在教育子女的問題上，顏之推是提倡棍棒教育的，為達成才目的，不論是怒責還是“鞭笞”，只要是有效的手段都可采用。雖然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應當嚴格的觀點值得肯定，但體罰實在不足取，明朝中葉的教育家王守仁認為，對待兒童用鞭打繩縛、像對待囚犯一樣的教育結果，必然與施教者的善良愿望相反；古羅馬帝國初年的教育家昆體良認為，體罰是殘忍恐怖的行為，是對兒童人格的一種凌辱。

無論如何，我們都很難接受一種非道德的行為是具有引人向善的教育行為。事實上，體罰一般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傷害，如心情沮喪消沉、心理脆弱、做事盲從、喪失自主等。父母在教育子女時一般要注意處理好“愛”與“教”之間的關系，多強調正面教育，珍惜兒童的自尊心和上進心，以說理、表揚、疏導為方法，注意激發(fā)孩子的自信心、調動孩子內在的學習動力，不要以管教為名任意剝奪和踐踏孩子的自信心、自在心。

過于嚴厲的管教不足取，慈愛過度同樣不足取，父母要切忌重愛輕教。在實際生活中，聰慧有才的子女往往為父母偏寵而失于嚴格教育，“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飾，冀其自改”。偏寵溺愛兒童的父母，雖本意是要厚待之，然而實際上卻可能為其招來禍害，“慈母多敗子”，若對幼小任其為所欲為，不加管束，待到兒童已經(jīng)形成驕橫散漫的氣時，卻以粗暴的體罰手段治之，終不能使兒童改邪歸正。

（二）重語言規(guī)范

語言是社會交往的工具，語言的不規(guī)范會構成兒童今后在語言發(fā)展與交流上的障礙，及至文字組織能力和表達能力方面的限制，這對一個人一生的發(fā)展都是不利的。兒童語言的獲得與發(fā)展是在個體與環(huán)境交互作用中，尤其在與成人語言交往中逐漸發(fā)展起來的，模仿在兒童語言學習中起著重要作用，他們首先模仿的就是身旁熟悉的人的語言，而幼年時沾染上的錯誤語言慣常常很難改掉。所以，父母對兒童的語言（語音，語用、語法、語義）教育應注意規(guī)范準確，“云為品物，未考書記者，不敢輒名”。

17世紀捷克的教育家夸美紐斯認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必須有正確的判斷力、行動力和語言表達力，顏之推將兒童教育由簡單的識字寫字拓展到語言規(guī)范運用的教育，是有見地的。他的后代子孫如顏師古遵承祖訓，進一步推動了語言文字規(guī)范的研究和應用，創(chuàng)建并完善了隋唐時期的字樣之學，使?jié)h字的楷書系統(tǒng)定于一尊，影響直至于現(xiàn)代。

（三）守道崇德

“守道崇德”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在顏之推那里，包括以孝悌為中心的人倫道德教育和節(jié)儉教育兩方面。家庭里，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育主要以“風化”方式進行，這是一種通過長輩道德行為的示范、家風純正的道德場域的構建，使兒童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從而形成其德行的教育過程。“夫風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如現(xiàn)代社會學習論代表班杜拉認為的，兒童道德慣的養(yǎng)成主要是一種社會學習，通過模仿榜樣或觀察模仿而獲得的。

在家中，兒童具體榜樣與模仿對象是自己的父母，父母在生活中需謹慎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則，威而有慈，為子女的健康發(fā)展營造和諧民主、健康向上的家庭氛圍；在家外，父母應該注意周圍環(huán)境的影響，“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12]。為免子弟被惡人導入歧途，父母要引導他們“與善人居”，“慕賢”而“思齊”，避免那些“道人惡語”之無德之徒，故“君子必慎交游焉”[13]。

顏之推的家世屬“中原冠帶，隨晉渡江者百家”，但生逢兵禍連連的亂世，歷經(jīng)民生之苦，深知物力艱難，常常告誡家人要節(jié)儉好施，“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為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今有施則奢，儉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14]。他強調家族子孫躬儉節(jié)約、仗義疏財?shù)牧硪粋�目的是希望他們能夠儉以養(yǎng)德，以避免災禍上身，“周穆王、秦始皇、漢武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不知紀極，猶自敗累，況士庶乎”[15]？如何成德？其一是以道德范例學習道德知識、理解道德行為、培養(yǎng)道德情感，這種范例既來自所讀的圣賢典籍，又可從身邊“鄰里”環(huán)境里尋找有善行者，所謂“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販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于事也”[2]。周邊生活世界里有著豐富的道德資源，任何行業(yè)都有賢達良善之人，可知可感、可親可，我們都應“虛懷而之”。

其二要立志堯舜之道，將實踐仁義作為自我完善的行為準則，“行誠孝而見賊，履仁義而得罪，喪身以全家，泯軀而濟國，君子不咎也”[4]。君子?世應“少欲知足”、強毅正直，不可寡廉鮮恥，以屈節(jié)求官、攀附權貴為榮；為人要厚道守誠、多與人方便，“腸不可冷，腹不可熱，當以仁義為節(jié)文爾”，多做善事好事。不損人利己，更不可以羞辱詆毀他人為樂，讒言如“砂躒所傷，慘于矛戟”、傷在人心，自古流言可殺人，所以出口之語不可不慎。

概言之，一個人的道德修養(yǎng)起碼應該做到“謹言檢跡”、慕賢修身，與人交往過程中能辨明禮俗、注意細節(jié)，待人接物乃至稱呼用語合禮得體，心地寬和、誠以待人，言行舉止上力求與社會規(guī)范、道德準則的基本要求做到一致。

三、實學方法論：勤學、切磋和眼學

顏之推根據(jù)自己的學習經(jīng)驗提出了勤學、切磋、眼學三大學習主張。首先，學者自身是學習的主體，學習成績如何主要決定于自己，而不決定于教師，學有所得最有用的依靠是自己的勤勉努力。人們在才智上雖然有聰穎與遲鈍的實際差別，但“鈍學累功，不妨精熟”，只要學者能夠屢下功夫，對每一知識都能“皆欲根尋，得其根本”，最終都可達到精通和熟練程度，所謂“勤能補拙是良訓，一分辛苦一分才”。

他要求子孫在學習上一定要刻苦，要勤奮有毅力，說蘇秦握錐刺股、文黨投斧求學、孫康映雪夜讀、車胤螢囊照書、兒寬帶經(jīng)而鋤、溫舒牧羊編簡，都是非常勤奮刻苦的；以勤學取得成就的如梁朝時彭城人劉綺，是交州刺史劉勃的孫子，早孤家貧，無錢置辦燈燭，經(jīng)常買荻草折成一段一段的，夜里點燃，就亮讀書。東莞郡藏逢世二十多歲想讀班固著的《漢書》，苦于借來的書時間不夠用，于是就到姐夫那里乞求門客給他一些紙，手抄了一本，終于以精通《漢書》聞名于世。

其次，重視切磋在學習中的作用。顏之推以《尚書》中“好問則裕”與《禮記》中“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作為理論依據(jù)，認為只有在學習上虛心求教、切磋交流，方能互相啟迪，增進知識與避免錯誤。如果一個人閉門讀書，不與外界溝通，無師友合作，則會使自己閉塞思路，若常“師心自是”，不知糾己謬誤，終致貽笑大方。

再次，提倡眼學，重視親身觀察獲取知識。顏之推認為無論是談說、作文，還是援引古今史實，都“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所謂“眼學”，包括書本知識與實踐經(jīng)驗兩方面。對于書本知識，必須閱讀典籍、查考原文，如此方能言傳、轉述；對于實踐經(jīng)驗的知識，必須經(jīng)自己親自實地勘查與窮源探本的功夫方可信實。他對當時士大夫們既不勤學典籍、又無社會實踐經(jīng)驗，僅靠道聽途說而獲得的“學問”持懷疑態(tài)度，因為這種所謂的“學問”不僅會以訛傳訛，錯誤百出，無多大真實性，且引導人們“貴耳賤目”，所以理應克服這種傾向。當然，顏之推并非絕對排斥“耳受”、以為一切皆需親自觀察、親自求證，而是認為耳聞的知識也有價值，但對于“道聽途說”，我們要采取存疑的審慎態(tài)度，“事實勝于雄辯”，真假是非辨明之前，不要隨便轉述和輕信。

總之，“學之興廢，隨世輕重”。《顏氏家訓》作于南北朝政權更迭、多元文化相互影響、相互撞擊的特殊時期，基于動蕩時代教育流弊的反思與省悟，顏之推告誡子孫傳家立身的關鍵在實有諸己的實德與實能，主張“學貴能行”的實學教育，既是對當時不學無害、空疏無用的沒落腐朽現(xiàn)象的批駁與反省，又是對教育活動固有之工具性價值的一種強調和回歸。今天看來，顏之推當年的批評指摘依然有啟發(fā)和警醒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