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族學是文學研究力求吸納不同知識體的資源以深化本體研究的路徑和方法。延陵包氏家族是在漢唐時期具有一定影響力的文化家族，從漢代包咸到唐代的“三包”包融及包何、包佶。在以往研究中，主要側重于唐代“三包”詩歌的考辨，本文從江南的地域入手分析地域文化對這個家族的影響及從他們家族身上體現的時代變化下的江南文化的發展變化。

關鍵詞： 文學家族 延陵包氏 漢唐時期 江南文化

舍雷爾在《德國文學史》中提到“三 E.s”模式，即傳承的東西、學到的東西、經歷的東西??傳承、學養、生活。傳承指的是民族、風土人情和家世家風；學養指文學傳統和創作才能；生活則指身世沉浮和所見所聞。傳承是一個文學作家的“根性”存在，探討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及其作品時，我們不但關注一個作家本身的學養與生活，更關注作家生長的地域環境和家族環境。從一定程度上說，家族是拓寬作家作品研究的一個途徑。在對于延陵包氏的家族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家族內部的文化活動的演變：包融、包愷是進行經學研究的大家，包融及其二子，包何、包佶是唐代具有一定影響力的詩人，其家族體現了從經學到文學發展的時代風貌。包氏家族作為江南家族，深受江南地域文化的熏陶，以包融及其二子體現最深刻，同時在這個家族身上更體現出在時代變遷中江南文化在整個時代文化中的沉浮變化。

一、包氏家族族譜考

宋鄭樵所著的《通志》卷二十七《氏族王》所記：“包氏，出自申氏，楚大夫申包胥之后，以字為氏。”①而在鎮江丹陽則有“天下包氏出丹陽”的說法，并且將其最早的包氏祖先定位東漢經學大鴻包咸。阮元在清道光二十二年中為家藏本《嘉定鎮江志》作《序》時曾著：“是書初刻時，不知書中載包氏名人甚多，乃校勘后知包氏為丹徒舊族，宋元二《志》‘人物門俱以漢大鴻爐包咸為首，厥后包融、包何、包佶俱有名于唐代，而元《志》俞庸修《高資橋記》，亦言丹徒包氏不墜先業……然則是書之刻于包氏，固無理當而人也安也。”②

對于包咸的具體記載可見于《后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列傳》所載：“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潤州縣。”“王莽末，去歸鄉里，于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余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③。由上述材料可見，包咸確為延陵之人。

魏晉時期，包氏宗譜無詳細記載，難以構建此時的包氏譜系。到了隋代，在《隋書》卷七十五列傳第四十《儒林》稱：“東海包愷。字和樂。其兄榆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由此可見當時包愷在社會上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同時包愷對經學的研究取得的成就不亞于其先祖包咸和包福。

到了唐代，我們最熟知的就是包融及其二子，包何和包佶。關于包融的祖籍籍貫，向來充滿了爭議。主要有湖州和延陵兩說。

潤州延陵說：從《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九十九中的《于休烈傳》所記開始，列傳所載云：“休烈至性貞惑，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④在《新唐?》卷六十志第五十《藝文四》中《包融詩》下注解云：“潤州延陵人”、“融與儲光羲皆延陵人”⑤。到了元代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卷二中包融條目所載：“包融，延陵人。開元間仕歷大理司直。與參軍殷遙、孟浩然交厚。工為詩。二子何、佶，縱聲雅道，齊名當時，號‘三包。”⑥同時在《嘉定鎮江志》、光緒年間《丹陽縣志》中亦有記載。

然而，《舊唐書》中的記載又相互矛盾，因為包融的湖州說也來自《舊唐書》。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中列傳第一百四十《賀知章傳》中所載，包融為湖州人：“先是，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于上京。”⑦后來在《唐詩紀要》中的“賀之章”條目中沿用了這一說。

較之“延陵”與“湖州”的兩種說法，在其所載的文獻中，延陵一說的文獻多于湖州一說，并且從所載的書目的質量和流傳與接受的角度來看，延陵一說可信度明顯高于湖州一說。此外，在包融兒子包佶的記載中，肯定了延陵一說的可信度。在《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九列傳第七十四《劉晏傳》記載：“估字幼正，潤州延陵人，”“封丹陽郡公”⑧，此外，在包佶去世后，友人撰寫的挽歌中所寫，包融確定為延陵中人。如竇牟、竇常各自所作的《故秘監丹陽郡公延陵包公挽歌詞》，有此二證，包融的籍貫得到了確認，其為延陵人。

包融有二子，名為包何，包佶。據元朝辛文房《唐才子傳》卷二包融條目內所載：“二子何、佶，縱聲雅道，齊名當時，號‘三包。有詩一卷，行世。夫人之于學，苦心難；既苦心，成業難；成業者獲名不朽，兼父子兄弟間尤難。”⑨在二子之中包何為包佶之兄，可見于梁肅《秘書監包府君集序》云：“有唐故秘書監丹陽公包氏諱佶，字幼正。烈考集賢院學士，大理司直，贈秘書監諱融，實以文藻，盛名揚于開元中。洎公與兄起居何，又世其業，競爽于天寶之后，一動一靜，必形于文辭，由是議者稱為‘二包。”⑩

在上述考證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包氏家族從漢至唐清晰的家族譜系。

二、包氏家族文化結構的轉變

在上述對于延陵包氏家族的考證中，可以看到從漢代開始到唐代，包氏家族的主旋律為經學和文學。在發展過程中有著此消彼長的趨勢。前期以經學為主調，文學處于低谷，而后期則以文學為主調，經學處于低谷。

漢至隋代以經史志學為主調，主要體現為父子相傳、子孫相繼的特點，最突出的是包咸、包福和包愷。

包咸在漢代是當時的經學大鴻：范曄《后漢書》卷七十九《儒林列傳》中記載：“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11}可見包咸在經學上的成就是顯著的。而今包咸所做的《論語章句》已經散佚已久，我們已經很難看見其全貌。如今只有在何晏的《論語集解》中引用的條目。在《后漢書》中《包咸傳》的結尾附加了包咸之子包福的記載：“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12}由此可見，包福子承父業，在經學上也有一番作為。

到了隋代的包愷及其兄包榆，兩者在經史之學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包愷于今也留下了一樁美談，名為牛角掛書。《新唐書》卷八十四列傳第九《李密傳》：“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韉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13}可見當時包愷的名聲不亞于自己的先祖，包咸和包福。

到了唐代，以經史之學立身的包氏，則以文學為主調，主要體現為包融、包何、包佶三父子。

《唐才子傳》中，辛文房這樣記載：“聯玉無瑕，清塵遠播。芝蘭繼芳，重難改于父道；騷雅接響，庶不謙于祖風。”{14}從以“吳中四士”身份名躁一時的包融，到其子包何包佶，都以文學家的身份在唐代文壇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尤其是包佶被封為丹陽郡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們對祖先家風的繼承和開拓。

在這樣的開拓中，體現了時代潮流的變化：經史之學與文學的發展關系。在經學的發展中，漢武帝時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對漢初社會的文化體系而言，他把儒學推向政治制度化和宗教化的方向。自然吸引了讀書人對經學的狂熱，注解經書成為一時的風尚。然而世間每一個事物的發展都會經歷一個由巔峰走向衰敗的過程。儒學制度化方面的成功，卻成了它在道德修養功能方面走向衰危的契機。到了漢末魏晉時期，玄學乘此流弊而起。文學慢慢走向獨立，成為一種自覺的審美。儒學在唐代有過短暫的復興，但更多的是對前人理論的保護與延續并沒有多少創新與發展。文學卻慢慢發展起來，詩歌占據主導地位，科舉制度與唐代的行卷之風使得社會的文學氛圍愈加濃烈，導致延陵包氏家族的文化結構從單一性向多元化轉變。漢唐文化演變表現在學術生存向文學生存演變，導致延陵包氏家族文化載體從經學向文學遷徙。

三、包氏文學家族體現江南文化的浮沉

在延陵包氏家族內部結構的變化中，我們可以看到時代因素對其的影響，但是更應該看到地域文化對其的影響和這個家族體現出來的江南文化。

劉師培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提到：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15}。可以看出地域文化對一個作家作品的影響。在包氏家族中，最能體現的是包融。“神龍中，知章與越州賀朝、萬齊融，揚州張若虛、邢巨，湖州包融，俱吳、越之士，文詞俊秀，名揚于上京”{16}。吳、越之士名揚上京，可以看出他們在詩歌創作上異于北方詩歌的藝術特點。在吳、越中，是一種靈動，一種對于生命的微妙感知。尤其是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全篇對于水的描寫是那樣靈動、浩渺。在對于景色的描寫中，創造出一種情景交融、玲瓏剔透的意境。作者沉浸在對于似水年華的追憶中，體現出一種對于朦朧生命意識的清醒。古代詩歌多為“詩言志”，是作者內心情感的積蓄，更是詩人的一種精神狀態的體現。如包融的《阮公嘯臺》，游阮公長嘯處，仿佛看到曾經在世間尋找出路而不得、觸壁大哭的阮公。如今卻是荒草叢生，但是這樣又怎樣？阮籍的精神卻留在人間。包融在這首詩中深深表達了?于阮籍的仰慕，阮籍是他的精神導師。在包融等吳越人士的身上，可以看到魏晉人物的風度，自適、放誕。這風度恰恰是江南之地帶給他的。江南為江左名都，他們對魏晉南朝玄學的繼承和發展；在道教發展史上，江左是道教茅山宗的發源地，吳越之士多受其影響，在上儒、道互融，于是在閑雅、玄遠的處世態度中，復添一份清俊飄逸之氣。這樣的江南文化使得包融代表的吳、越文士能夠給那時唐代詩壇帶來不一樣的穿堂之風。

此外，包氏家族處在江南地域范圍內。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家族反映了江南文化的發展狀態。

我們可以看到在漢、隋及唐初都以北方文化為主導，而江南則處于低谷狀態。北方文化在擁有優越性時，對于處于低谷的江南文化，尤其是帶有這樣文化的文士帶有的是一種輕蔑。江南文士為了自己的抱負與志向，開始一段北上之旅。南方文士的北遷潮，最先開始于梁末的侯景之亂，一直到江陵陷落的那段動亂時期，一批南朝文士，如顏之推、庾信等開始陸續北上。之后隨著隋朝滅掉陳國之后，“江南士人，悉播遷入京師”，其中大量文士就包含在內。而在以關隴士族集團為基礎建立的唐朝中，北人占據了一席之地，對于大多數江南士人來說，依靠科舉，憑借文學晉身，都是實現自己志向的獨木橋。

從包愷開始，《隋書》中記載的江南文士數量就相對較少，再到包融的一鳴驚人，可以看到在當時的文化環境中，江南文化處于沉寂狀態，再到其子包佶的丹陽郡公，其所代表的江南文化在唐代文壇慢慢浮起，也在時代的洪流中展現出獨特的光彩。江南文化從沉寂開始慢慢影響當時的文化環境。

四、結語

在漢唐延陵包氏家族的研究中，其家風與家脈在時代洪流中的自我變遷與發展給當代如何進行家風建設提供了參考模板。在對于漢唐延陵包氏家族的研究中，筆者由于能力限制無法對其進行較為詳細的考證及論述，希望在后面的學習中能夠彌補這個遺憾。

注釋：

①鄭樵.通志[M].上海：中華書局，1987：462.

②史彌堅，修.盧憲，篡.嘉定鎮江志[M].上海：中華書局，1990：2312.

③{11}{12}范曄.后漢書[M].上海.中華書局，1965：2570，2570，2570.

④⑦{16}劉?等.舊唐書[M].上海：中華書局，1975：4407，5035，5035.

⑤⑧{13}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上海：中華書局，1975：1609，4793，3677.

⑥⑨{14}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第一冊）[M].上海：中華書局，1987：462，462，462.

⑩董誥.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