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滸傳》中，身背兩條人命的殺人犯武松，只判了個“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這樣的判決，在殺人償命的古代，的確有點太輕了。這到底是宋代法律如此，還是有人徇私舞弊？本文僅圍繞故事本身稍作解讀。

的確，西門慶、潘金蓮這樣的惡棍淫婦，古今都會被萬人唾罵，也算是罪有應得了。但他們作的惡造的孽，應該由法律來判決，武松是沒有權力要他們命的。宋代的法律當然也是如此，擅自復仇殺人，刀傷二命，肯定要判死刑。

武松在殺人后，的確有自首情節，不僅如此，他自首時還把王婆、在?眾人等，一并帶到了大堂。知縣先問了“王婆口詞”，讓“四家鄰居，指證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最后讓仵作一行人“到紫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尸，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尸，明白填寫尸單格目，回到縣里，呈堂立案”。

作為縣一級的陽谷縣衙門，對這起涉及三條人命的大案重案，是沒有判決權的，最多也只能拿出個判決意見，知縣能做的，只是這些預審，在訴狀諸證齊備的情況下，他把這些材料交到州衙門，就算完成任務了。這就是當時的“勘結圓備”。

本來，按照宋朝審案的回避制度，作為武松的老上級，親自提拔武松當都頭的陽谷縣知縣，對武松的案子是應該“回避”的。但陽谷縣知縣不但沒有回避，還把該案子的材料“從新做過”，然后還“讀款狀與武松聽了”，意思是以后到州審時，一定要按新的材料自述。

陽谷縣知縣在武松的自首狀和眾人的證詞中，有三處重大改動：一是“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與嫂斗毆；二是西門慶“前來救護”潘金蓮；三是西門慶與武松在紫石街武大郎家扭打，一直打到獅子橋，西門慶“斗殺而死”。這樣一改，武松的罪明顯輕多了。

這還沒完，為了保住武松的小命，案子到了東府尹陳文昭那里，陳文昭又依照陽谷縣知縣的路子，再次強調了武松殺潘金蓮的合理性，在陽谷縣“不容祭祀”之前，又加上潘金蓮“趕逐武松”四字，意為潘金蓮動手在先，為武松殺嫂鋪墊了更多的理由。這一改動，對武松的量刑，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盡管潘金蓮、西門慶死有余辜，但陽谷縣知縣以及東府尹陳文昭無視審判程序以及法律的公正義，擅自改動訴狀以及有關資料，也是兩個不稱職的官吏。最后，刑部和審刑院同意陳文昭的意見，王婆“凌遲處死”，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判決生效后，王婆被推上木驢，在大街上被千刀萬剮了；武松名義上脊杖四十，因上下公人都看覷他，也僅僅有五七下著肉，臉上刺兩行金印后，就被發配孟州牢城了。因此可以說，武松的判決符合民意，但不符合法律。不過，小說源于現實，通過這一小說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宋代法律的某些人情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