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詩經》中的淮夷文化

更新時間：2023-08-25 01:50:11 高考知識網 www.comonvc.cn

摘要：淮夷名稱最早見于古本《竹書紀年》，《?年》曰：“（帝相）元年，征淮夷。”[1]（P6）（王國維：《太御覽》八十二引“元年征淮夷”）淮夷部落興起于西周中期，至秦統一六國才歸服中原。淮夷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因為文字記載內容有限，今人研究淮夷歷史風貌多通過考古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挖掘，如：兮甲盤、駒父?、師□簋等。通過研讀《詩經》中淮夷的相關文字，探尋淮夷文化在經濟軍事等方面的具體表現，以拓寬淮夷研究的視野。

關鍵詞：詩經淮夷淮夷文化

一、《詩經》作為史料研究的重要價值

重真求實是先秦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詩經》立足于現實社會，展現了五百年間西周由盛而衰的社會風貌。所謂“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2]（P126），《詩經》的“周頌”“商頌”和“魯頌”，都是為宗廟祭祀而作的“政治、教化”詩。在“大小雅”中，亦有大量歌詠朝覲、宴飲、征伐、狩獵、婚姻的詩作。《詩經》是我們華夏民族上古生活的生動寫照，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詩經》中的雅、頌部分，反映周、商部落發展情況的一些記事詩，具有重要的認識價值。其中<大雅>中的《崧高》《江漢》《常武》；<魯頌>中的《泮水》《?宮》等詩，記述了淮夷部落在周代的發展情況，對研究淮夷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二、淮夷文化在?史中的獨特地位

《江漢》毛傳：“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3]（P573）淮夷部落以鳥為圖騰，濱水而居，活動區域大致在今江蘇北部，包括現在的淮陰、鹽城、連云港、揚州等地區。清代學者胡渭指出：淮夷生活的范圍“今淮揚二府海之地皆是。”[4]金景芳先生認為，“淮夷，在今江蘇清江、阜寧間。”[5]（P269）結合一些地方志資料（《鹽城縣志》，《淮安府志》《阜寧縣志》等均稱其為淮夷故地）我們大致可以斷定，淮夷的活動中心在淮陰、鹽城之間，勢力影響達及南通。[6]（P85）

淮夷位于淮河中下游，西控漢水；南接楚、舒、吳、越；東聯黃海；北依周朝王室。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周王朝不得不收服淮夷，得之便能夠控制整個東南，反之，便會處于西、南兩面攻擊之中，造成大規模的戰亂，從而導致王朝的衰敗乃至危亡。[7]（P18）所以，與淮夷所處的地理位置特殊性相一致，在歷史上，淮夷具有特殊的政治軍事地位。

周王朝時期，淮夷在政治舞臺上一直處于活躍狀態。其中，西周時期，淮夷在軍事上不斷給周王朝的統治帶來沉重壓力，雖然周人多次耗費物力南征，但始終沒有達到消滅他們的目的，他們仍然長期存在于江淮之間。淮夷的活躍使其政治上多次改變周王朝東南地區的局勢格局，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周王朝的滅亡。淮夷不僅與當朝的統治者長期抗衡，到了春秋戰國時期，仍保持著相當的實力，與各諸侯國之間往來頻繁，參與大國爭霸的斗爭。在政治軍事舞臺上始終存有一席之地。其重要的政治地位是周王朝周邊任何部族都無法比擬的。

古淮夷的儉樸淳固之風與其不發達的經濟生活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由于淮夷多臨海而居，土壤的鹽堿性較大，嚴重影響農作物的生長，導致淮夷的鋤耕農業十分落后。因其農業生產的限制，雖物產豐富，但仍無法滿足物質生活資料需求，人們只能通過節儉的生活方式，以最低限度地滿足生活需要。淮夷人民堅守其儉樸淳固之風。中國的民俗具有一定的歷史傳承性。對照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吳楚齊魯等地民俗風情的論述，至今猶能見其蹤影。《淮安府志》卷二：“舊黃河（按：黃河改道流經江蘇北部之故道）以北地，徐海。民俗類直樸、尚武力，有敦龐純固之美。”[8]（P105）《隋書?地理志》：“淮南人性并躁勁，風氣果決。自陳之后，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9]（P887）

在鐵器使用推廣之前，淮夷土地雖未得到較好的開發利用，但該地的許多物產也是周王朝所必需的。淮夷臨海而居，漁業資源豐富，盛產珍珠和美玉。淮夷出產的瑤琨之類的美玉，以及象牙、犀皮、孔雀之羽、牦牛尾毛等周稀缺的珍奇，都是周王朝的必需品。更重要的是《詩經》中提到的淮夷要向朝廷貢獻“金三品”，以及淮夷特產的貝殼，作為周王室珍貴的裝飾品和貨幣使用。不僅如此，淮夷還向王朝進貢桔、柚等時鮮水果。由此可見，淮夷擁有豐富的資源。結合孔氏《傳》和孔穎達《疏》可知：徐州在上古時期，土地屬上中，則農業生產的水是不會低的。該地向王朝進貢的“五色土”，是立社分封所用的必需品，象征東、南、西、北、中五方土地，是極其珍貴的。所產的名叫夏翟的雉毛為旌旗所必須的裝飾。峰陽孤桐是制作琴瑟的上品木材，泗水之涯所產之石可以造磬。另外，淮夷之民善于養蠶織布，其中黑繒、白繒等絲織品更是其特有的物產。[7]（P20）

淮夷商賈在周朝集市上做買賣，服從政府官員管理，交納賦稅，否則，要受到懲罰。周室從淮夷聚斂的大量財富，除用于揮霍外，主要用于對外的戰事。從西周初年開始，中原地區就一直處于四夷方國的包圍之中。當時，東方有淮夷、徐戎，南方有荊蠻，東北方有北戎，西北方則有儼猶。他們不時侵擾中原，對周王朝的安全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其中以獫狁的勢力最強。《采薇》載曰：“靡室靡家，儼猶之故。不逞啟居，儼猶之故。”[10]（P137）儼猶是位于周北方的一個游牧民族，經常南進與周人爭搶資源。在儼猶的騷擾下，周人的安穩生活得不到保證。據《桑柔》所記：“亂生不夷，靡國不泯”“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民之未戾，職盜為寇”[10]（P278）。厲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名不聊生。至宣王初年，又遇上大旱。可知農業荒廢的嚴重，經濟幾乎瀕于絕境。為了實現中興大業，必須反抗外敵的侵略。宣王對淮夷地區人力物力財力的征集，是在北伐儼猶戰爭最劇烈時進行的，顯然是由于北方戰爭急需物資。結合下文《兮甲盤》的記載周朝申令淮夷商賈必須到周朝設置的集市上貿易，并嚴令禁止究賈的私下交易，不難看出，嚴格的控制商賈貿易，目的在于利用官市廣集財源，充實府庫。出于經濟上的考慮，宣王加強了對淮夷地區的剝削。

西周建立后，大肆分封諸侯，夷族各部作為種族奴隸被分賞給周室的宗親皇族，不僅要供奴隸主任意驅使，還要承擔各種沉重的經濟負擔。由于淮夷擁有許多珍奇物產，所以周王朝對淮夷除了政治上的沉重壓迫外，在經濟上也進行赤裸裸的掠奪，對淮夷發動戰爭的目的也多是為了掠奪財富。甚至還派官員到淮夷地區巡視，征收貢賦，在淮夷地區設立集市，聚斂財富，以加強對淮夷的統治。《兮甲盤》銘云：“其賈，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則即刑撲伐，其隹我諸侯、百姓，厥賈，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蠻宄賈，則亦刑。”[11]（P276）次和市指征收市場中的庫棧稅和營業稅，淮夷來市場交易的貨物，不準不向司市的官舍辦理貨物存放和陳列市肆的手續，目的還是不準淮夷商人逃避關市之征。《六月》說：“薄伐儼猶，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是憲。”[10]（P151）周宣王時曾對淮夷發動過一次掠奪性戰爭，擄掠了淮夷的人口資財，強迫淮夷定期向周奴隸主貴族交納布帛，并在奴隸主貴族的土地上進行勞動，否則就要受到討伐，淮夷受到了沉重的經濟剝削和人身壓迫。由于西周統治者執行極端的民族高壓政策，因此不斷地激起淮夷和其他部族進行強烈的反抗。

為了鎮撫淮夷，周成王分封周公旦之子伯禽于魯（都城在今曲阜），分封康叔于衛。同時，還自成周洛陽修了一條軍用大道直通徐淮地區。《大東》所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0]（P195）指的就是這條路。

西周時期，周與東方諸夷特別是淮夷的戰爭幾乎貫穿始終。戰爭的次數之多、規模之大亦遠遠超過夏商二代。西周剛剛建立，周與夷族的戰幕即已拉開。周王室與淮夷的戰爭根據《詩經》中的記載就可見些許端倪。

周武王滅商以后，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封紂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統治殷民.并以其弟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監督武庚，督控殷政。然而，武王死后，三監不滿周公旦代行國政，周室內部不和。武庚認為有機可乘，于是聯合奄（今山東曲阜市）、蒲姑（今山東博興縣）以及徐夷、淮夷叛亂。這次叛亂，遭到周室鎮壓。周公親率大軍“東伐淮夷”，經歷三年苦戰，最終定叛亂。這是歷史上記載的淮夷與周王朝的首次大戰。史籍多有載述：《尚書?大浩?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滅淮夷”。[12]（P243）《周官?序》亦云：“成王既戮殷命，滅淮夷”。[12]（P357）淮夷與周王朝首次戰爭后，自身就遭受重創。成王之后，歷康、昭二世，史書上并無淮夷反周之記載，金文亦無周對淮夷用兵之記實。至穆王時，淮夷力量已有所恢復。此時，南淮夷（即舒夷）的勢力迅速壯大，淮夷與周王朝的戰爭再次拉開帷幕。淮夷的兵鋒曾直逼周朝的京都，使周穆王大感恐慌。周王朝遂大舉對淮夷用兵，淮夷再度敗北。恭、璐、孝、夷王時期，淮夷與周戰事稍歇，相安無事。厲王時，戰火又復燃。《后漢書?東夷傳》記曰：“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13]（P2808）淮夷兵鋒西指，勢不可當。直到宣王時，令召公親率大軍反擊淮夷，淮夷的軍隊才被打退。同時，周軍乘勢東進，一掃夷地。《江漢》載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來庭”，[10]（P289）《常武》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10]（P290）這場戰爭的規模是巨大的，西周獲得全勝，淮夷又一次遭受沉重打擊，實力大幅銳減，從此一蹶不振。南淮夷的部落多數被統一到周的版圖內，成為周的臣民。《詩?魯頌??宮》記載：“至于海邦，淮夷來同”。[10]（P322）《詩經》多個詩篇上均有記載淮夷與周王室的糾葛。

戰爭只是一種手段，共同發展才是最終目的。淮夷與周的關系，既有兵戎相見的時候，也有和相處的時代。不論兩者關系如何緊張，相互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從未間斷。在《詩經》里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間交往的蛛絲馬跡。《?宮》中“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即說明這個時候， [10]（P321）周與淮夷之間已經達成某種協議，互相往來，互通有無。《泮水》中“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10]（P319）都說明雙方在經濟方面的交往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之間的交流與融合。

三、結論

通過《詩經》解讀淮夷文化，可以從社會、生活、文化各個角度豐富充實其整體性和獨特性。淮夷人民創造的山東南部及淮河流域古老的文化，成為溝通南北文化的橋梁，而在西周王朝275年的歲月里，“淮夷”對周或服或叛，影響深遠。“淮夷”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活動中，創造了燦爛的文化。文字的記載雖然不多，但考古發現表明，在商代，“淮夷”人活動區域的生產生活器物與商代中原文明可以媲美。它不僅是周王朝歷史的補充，更是同周朝文化一樣是中國民族燦爛文化的奠基文化之一。

注釋：

[1]方詩銘，王修齡：《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鄔國義、胡果文、李曉路撰：《國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阮元：《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

[4]胡渭：《禹??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5]金景芳：《中國奴隸社會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尹占群，趙明奇：《淮夷文化初探》，徐州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第2期。

[7]李修松：《淮夷探論》，東南文化，1991年，第2期。

[8]吳昆田：《淮安府志》，江蘇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唐]魏征：《隋書》，中華書局，1973年版。

[10]趙長征點校，[宋]朱熹注：《詩集傳》，中華書局，2011年版。

[11]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