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具有二重性：兼濟天下的人生理想與獨善其身的人格追求交織在一起。白居易由早年積極進取的精神逐漸遁入個人生活，其由儒家轉向佛老。故其文學品格既有意激剛健的一面又有閑適淡泊的一面。其文化人格繼承了中國傳統知識人關懷天下與追求獨立人格的文化傳統。中唐時期傳統社會形態的轉型，士人審美情趣與社會意趣的轉型是其文化人格二重性的原因所在。

關鍵詞：白居易 文化人格 文學品格

一

白居易《與元九書》曰：“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可謂是白居易一生的寫照。他早年積極上疏，寫下七十五篇“對策”，并寫下了不少感嘆時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詩作。其為人剛正不阿，敢于直言。唐憲宗對其直言犯上頗為不滿，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輕言也。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1]（P4344）通過二人的對話足見白居易敢于直諫，不避刀斧，以天下為己任。

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墜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1]（P4344）受此誣陷被貶江州司馬。

白居易切身感受官場的明爭暗斗和世情冷暖后，逐漸轉向佛道，“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為事，都不以遷謫介意。在溢城，立隱舍于廬山遺愛寺，嘗與人書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云木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余竿，青蘿為墻援，白石為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檐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1]（P4345）

白居易中年以后，逐漸從政治生活走向個人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在蘇州、杭州刺史任職期間，流連于江南的美好風光，寫下了《錢塘江春行》等千古流傳的詩篇；在洛陽以詩、酒、禪、琴及山水自娛；其“和陶詩”政治激情已經淡去，悠遠和，寧靜淡泊。白居易作詩以自表，其晚年詩作《醉吟先生傳》曰：“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2]從中可以窺見白居易晚年生活，流連于山水、歌舞之?。

白居易的人生態度和自我追求，在其感傷詩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其感傷詩既有對現實的感發，也有對自我命運的哀嘆，“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融合了白居易詩歌創作的兩個方面。《琵琶行》可見白居易由積極進取轉向隱世避世的心路歷程。人生坎坷，心中苦悶無處訴說。琵琶女發之為聲，白居易則發之為文，“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嘗盡世間辛酸，看盡世間滄桑，白居易由現實功名轉向日常生活和心靈世界，沉醉于花前月下的個人生活，“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為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特別是文人的共性特點。孔子周游列國積極入仕，“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終生不遇，退而論《詩》《書》，著《春秋》。司馬遷忠心事主，而受宮刑，著《太史公書》以明志。杜甫心存天下，卻顛沛流離，不受重用，寫詩以抒心中之憤。蒲松齡，受盡科舉之苦終生不第，退而成孤憤之書以寄托心中憤懣之情。

文化人格決定文學品格，白居易文化人格的風格的二重性，決定了其文學風格的多樣性。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歌分為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在《與元九書》曰：

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馀首，謂之“雜律詩”。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一方面繼承了儒家的詩教觀，“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補察時政，抨擊社會現實；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其詩作《賣炭翁》《買花》等“新樂府”詩作通俗而暗寓譏諷，踐行了他志在兼濟的人生理想和詩歌主張。在白居易的詩歌理論里，詩可以“權豪貴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另一方面轉身日常生活，吟詠情性，其雜律詩“或誘于一時一物，發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其閑適詩“知足保和，吟玩情性”。其諷喻詩、閑適詩，都有尚實、尚俗的風格。但是諷喻詩寫得剛健意激、淺易直白，反映民生疾苦；其閑適詩，“皆寄于酒，或取意于琴，閑適有余，游樂不暇”；其風格淡泊、閑逸、和，含蓄蘊藉，充滿生活情趣。

白居易的文化人格前期以“兼濟天下”為根本特征，故其諷喻詩寫得出彩，審美性與實用性兼備；中晚年的文化人格以“獨善其身”為根本特征，故其閑適詩、和陶詩寫得自然，有韻味。

二

其文化人格的二重性與的多元性，決定其文學風格的多樣性。以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有其特殊的現實原因和文化傳統。

其一，隋唐以來，門閥士族地主的政治壟斷地位漸漸被打破，特別是科舉取士為庶族地主打開一扇入仕之門。初唐四杰英俊沉下倫的吶喊，“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他們要求參與政治。中唐上層統治者力主改革，科舉取士大大增加，庶族地主逐漸參與國家政治，“作為庶族文人的杰出代表，元白的參政意識與仕宦熱情尤為積極而強烈，政治目標也更為具體而現實”[3]（P263）。白居易、元稹、大歷十才子、韋應物、韓愈、柳宗元都以庶族身份進入上層政治。另一方面，庶族地主失去背后強大家族的支撐，其地位并不穩固。庶族地主無力左右朝政，因而中央集權加強，君主的權力增強。庶族地主的仕途，或因黨爭，或因觸犯上層利益，而仕宦顛沛不定。故文人對人生沉浮感受尤為明顯，仕途的打擊，人生理想的破滅，對人情冷暖的重新認知，都使他們轉向心靈的書寫和憤懣之情的抒發。白居易的諷喻詩對現實政治的關懷，閑適詩對日常生活的吟詠，實際上反映了仕途受挫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態。中唐朝政，自長慶以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文人集團失去了在政治上的話語權，白居易逐漸淡漠、逃避政治，“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即多憂患。帷有中隱士，致身吉且安”。

其二，中國士人自其誕生起就抱持“以道易天下”的宗教救世情懷。孔子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4]（P109）司馬談在《論六家之要旨》一文中談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5]（P3289）司馬遷論《春秋》曰：“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顧炎武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6]白居易擔負一種救世補正的責任與意識積極從政，希望以自己的政治理念即心中的“道”來改造社會。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中國傳統精神儒道互補。“表面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樂觀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它們剛好相互補充而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人的互補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山林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歷代士人的常規心理”[7]（P32）。從古至今中國傳統社會經歷了多次文化整合，士人們形成了一種相互衡調劑的雙重人格??儒道互補之雙重人格。

其三，中唐是中國審美意識形態轉型的一個時期，庶族地主和市民階層的審美品位逐漸代替了門閥士族高雅的美學追求和形而上的哲學追求。他們更關注現實，更實際。這一時期，仕進途徑由塞外戰功逐漸轉向詩賦取士，故士人作詩賦以謁進，追求華章和辭藻的華美，追求安樂、奢華的生活成為這一時期社會上層的共同傾向，“長安風俗自貞元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書法繪畫，或侈于博弈，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如果我們考察一下這一時期的文人，我們發現，與白居易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的元稹，其悼亡詩寫的尤為出彩。通過他的悼亡詩足見喪妻對其人生的巨大打擊，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其人生興趣已經轉向個人生活。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宣揚道統和儒家；其文章嘲諷現實、嬉笑怒罵，表現出對現實強烈的干預精神；與之相對立的是韓詩遁入心靈世界的抒發；韓愈在個人生活方面追求高官厚祿，奢靡的生活。柳宗元的詩冷峭簡淡，現實的悲憤與怨艾充斥其間；與之相對的是其山水游記優美、寧靜、淡遠。這一時期的時代精神由人生的功業轉向了個人日常生活和心境。正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所言“時代精神已不在馬上，而在閨房，不在世間，而在心境”。[7]（P32）白居易、元稹、韓愈、柳宗元等中唐文人逐漸淡去對政治的熱情，轉向對個人家庭生活、個人心境、人生意趣的抒發。故孟郊、李賀、李商隱詩歌轉向人的心境的抒寫，宋詞逐漸轉向對個人愁緒等心境的描摹。

總之，白居易為代表的中唐文人文化人格的二重性，蘊含著一個內在趨勢，由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由社會轉向日常生活，由事功?向心境、意趣。其內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審美情趣、人生意趣逐漸改變。秦漢的社會審美、魏晉的自然審美轉向心境的審美，后來宋詞對意境特別是心境的把握、宋明理學特別是王陽明心學的產生足以為證。

注釋：

[1][后晉]劉?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

[2][唐]白居易撰：《白氏長慶集卷六十一》，四部?刊景日本翻宋大字本。

[3]許總：《唐詩史（下）》，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楊伯峻：《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版。

[5]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

[6]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五》，四部?刊景清康熙本。

[7]李澤厚：《美的歷程》，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版。

參考文獻：

[1]李澤厚.美的歷程[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