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邏輯學和語言學的關系尤為密切。從語義學、語法學、語用學、修辭學等不同的學科層面展開探討，可以更好地觀察邏輯學和語言學之間的互動。

關鍵詞：邏輯學 語言學 關系

邏輯學是研究思維規律的科學，語言是思維的重要載體，邏輯學和語言學之間的關系一直受到邏輯學家和語言學家的重視。如著名邏輯學家周禮全先生曾撰文討論過這個問題，強調形式邏輯應嘗試研究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邏輯學應和漢語語法、修辭結合等[1]。進一步梳理邏輯學和語言學之間的關系并使之明朗是非常有意義的。本文擬從語法學、語義學、語用學、修辭學等語言系統的不同層面闡述語言學和邏輯學的關系。

一、語義學和邏輯學的關系

意義紛繁復雜，不容易表現。自然語言受語言內部及外部因素的影響，常有歧義，這一點和邏輯語言不同，邏輯語言是人為設定的，意義明確。所以，如果能借助邏輯語言來說明自然語言，對于描寫人類語言的語義系統是非常有價值的。形式語義學即在作這方面的嘗試。

傳統的形式邏輯也可以在分析消解自然語言的歧義方面發揮作用。比如下面這個三段論：

（1）魯迅的小說最長不超過三萬字，三萬字的書是一天可以讀完的，所以，魯迅的小說是一天可以讀完的。

這是一個犯了“四詞項”錯誤的三段論，小前提和結論中都包含著“魯迅的小說”。雖然兩個“魯迅的小說”詞形相同，但并不是同一個概念，所表達的意思也有區別。邏輯學對這個問題作出了很好的分析，從概念的角度區別為“非集合概念”和“集合概念”，也就是說在結論中“魯迅的小說”實際上是一個由不同部分構成的整體，而小前提中的“魯迅的小說”是不同分子構成的類，部分不必然具有整體的屬性，而分子必然具有類的屬性。正因為如此，小前提中的“魯迅的小說”可以前加數量成分，如“每本”或“一本”，不改變句子原本作出的判斷，結論中“魯迅的小說”則不能前加任何數量成分。

邏輯學中性質命題的推理，如利用四類性質命題之間對當關系構成的推理，以及復合命題之間構成的推理，可以為不同句式間的同義關系提供解釋。比如必要條件假言命題和充分條件假言命題之間可以互換，構成假言易位推理：（p→q）←→（q←p），即當且僅當p是q的充分條件，則q是p的必要條件。例如：

（2）a.若要改?錯誤，就得認識錯誤。

b.只有認識錯誤，才能改變錯誤。

例（2）a和例（2）b雖然用不同的關聯詞語聯接，但是表達了相同的意思，因為兩個分句之間的邏輯關系一致。可見，利用邏輯知識可以更清楚地觀察句子之間的語義關系。

二、語法學和邏輯學的關系

語法研究和邏輯學的關系一直比較密切。據劉潤清（2002）介紹，12世紀中期，Peter Helias提出用邏輯方法研究語言問題，并稱為“語法邏輯化”，對當時的語法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2]。袁毓林（1998）認為中國語法學晚出的原因在于沒有邏輯學基礎[3]，這從側面反映了語法學和邏輯學的密切關系。在由喬姆斯基開創的轉換生成語法理論體系中，邏輯式占有重要地位[2]。“邏輯式”是對句子的語義解釋，是用邏輯公式的形式來分析自然語句語義的構成，當前形式語義學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嘗試[4]。

傳統的形式邏輯也可以為語法研究提供經驗。陸儉明先生在《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一書中討論過這樣一種語言現象：“他是王剛的教師”一句中的“教師”為什么必須換成“老師”？這個問題陸先生已經從配價語法的角度給予了解釋[5]。“配價語法”中的“配價”是受到化學研究的啟發而提出的。實際上，邏輯學的相關知識也可以解釋這個問題。邏輯學區分相對概念和絕對概念。相對概念是反映具有某種關系的事物的概念，絕對概念是反映具有某種性質的事物的概念。這種區分對于語法研究有重要價值。“他是王剛的教師”這個句子站不住腳，原因在于“教師”是一個絕對概念，指稱的是一類職業，一類職業的成立并不需要依存于其他事物即可存在。但是此句表述的是“他”和“王剛”的關系，需要一個相對概念。“老師”一詞可以滿足這個要求。“老師”可以用作稱謂語，標志著它是一個表示人際關系的相對概念，也就是語法學家所說的“依存名詞”，這類名詞在編碼過程中包含著與其他名詞的依存關系。“教師”不能用作稱謂語，因為它不蘊含與其他事物之間的依存關系。另外，邏輯學上的相對概念包括名詞、形容詞、“的”字短語等，這和配價語法主要研究動詞、形容詞是有區別的。但是，很明顯，邏輯學所作的概念上的區分對于語法研究可以提供有益的啟發。反過來，語法研究也可以深化邏輯學的研究。

三、語用學和邏輯學的關系

語用學是研究符號與解釋符號的人之間的關系的學科。說話人如何制造良好的交際效果以及聽話人在交際中對所接收的信息如何進行解釋，這是語用學研究的重要內容。結合邏輯學知識，可以更好地對話語的語境效果進行分析。以一個小故事為例：某公請客，尚有人未到。于是他說：“該來的不來。”有些客人聽了此話便起身走了。某公又說：“不該走的走了。”于是剩下的客人全都走光了。在這個小故事中，請客的“某公”所說的兩句話可以通過形式邏輯中的變形推理得出它們的同義句。比如“該來的不來”這句話，可以看作一個全稱否定性質命題（SEP）：所有該來的都不是來的，全稱否定命題中主項和謂項可以換位，那么最終得出的命題是：所有來的都不是該來的。對于聽話人（“來的”）來說，他們所理解的實際上是這樣一個意思，也就是說聽者其實在頭腦中作了一個性質命題的換位推理，得出的意思令人尷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某公”所說的話不夠嚴謹，“該來的不來”這個命題中，主項“該來的”之前并沒有量項，在沒有明確量項的情況下，一般來說表達的命題會被識別為全稱命題。比如“人都有一死”中的主項“人”也沒有量項，在理解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會補充上全稱量項，即“所有人都有一死”。考慮上述小故事的語境，“某公”表達的實際應該是一個特稱命題，即“有些該來的不來”，這樣表達就不會造成誤解。“某公”的第二句話對于在場的聽話人來說也是頗為尷尬的，站在聽者解碼的角度，他們更關心的是“沒走的”怎么樣，即“不該走的走了”需要變換成以“沒走的”作為主項的命題。“不該走的走了”仍然是一個全稱命題SAP，可以通過換質推理變換為SEP（讀作“非P”），然后換位變換為PES，此時得到的命題是“所有沒走的都不是不該走的”，即“所有沒走的都是該走的”。與上一句話的情況一致，這一句之所以引起誤解同樣是因為“某公”應該作特稱判斷，但實際上作了全稱判斷。可見，結合邏輯學的相關知識，可以更好地分析語句的表達效果。

有些問題既是邏輯學的研究對象，也是語用學的重要課題。比如“預設”和“衍推”是語用學中一對重要的概念，對于準確理解話語意義具有重要作用。這對概念不容易區分清楚。實際上，衍推對應于邏輯學中的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索振宇《語用學教程》是這樣介紹衍推（書中使用“蘊含”這一術語）的：任何陳述S1將蘊涵一個陳述S2，如果S1真，那么S2也必定真[6]。實際上，S1衍推S2，即S1和S2之間構成一個充分條件復合命題，進而可以構成兩種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有效形式：肯定前件式和否定后件式。具體來說就是：S1真則S2必真，S2假則S1必假。這樣來理解衍推是比較直觀的。再來看一則關于“預設”的經典案例。古希臘的詭辯家歐布利德對另一個人說：“你沒有失掉的東西，那你就有這種東西，對嗎？”那人回答說：“對啊！”歐布利德就說：“你沒有失掉頭上的角吧？那你的頭上就有角了。”這是一個三段論推理，可以整理為：凡你沒有失掉的東西就是你有的，角是你沒有失掉的東西，所以，角是你有的。在這個案例中，關鍵的問題是“失掉”一詞。根據列文森（1985），“失掉”可以看作一個“預設觸發語”[7]，也就是說像“失掉”“失去”“丟失”等這樣的動詞必然關聯著一個預設的前提：某物原本存在。例如：

（3）a.他失掉了勇氣和信心。

b.他沒有失掉勇氣和信心。

例（3）不管是肯定形式還是否定形式，都?設這樣一個事實：他本來是有勇氣和信心的。再反觀上文歐布利德的詭辯，雖然是三段論的形式，但是看作假言推理更容易說明問題。歐布利德所說的“你沒有失掉頭上的角吧？那你的頭上就有角了。”兩句話之間如果是“衍推”關系，這個就可以構成充分條件假言推理的肯定前件式，是有效的。但是實際上這兩句話之間是預設關系，并不是衍推。

四、邏輯學和修辭學的關系

邏輯學和修辭學之間同樣存在良好的互動。

在組織表達時，說話人或作者一般要力避重復，盡可能使用簡練的語言準確地表達自己的。以成對的關聯詞語為例，“如果……那么……”“倘若……則……”“假如……就……”“一旦……就……”“只要……就……”這些關聯詞語表示的邏輯關系是相同的，即兩個支命題之間是充分條件關系，所以一般可以相互替換。但是自然語言受到經濟性的約束，不同的語詞的表達功用不可能完全一致，否則語言系統就會有大量冗余成分存在。所以，邏輯學中的邏輯關系往往概括性較強，語言學要解決的問題是描寫清楚不同語詞在表達上的分工。

很多作家、學者非常重視文章的邏輯性，一些文本可以直接作為邏輯學的教學資料使用。魯迅先生的雜文很有代表性，他的文章邏輯性極強。比如在《論辯的魂靈》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表述：“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么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劃線部分的句子是兩個錯誤的三段論，第一個三段論的錯誤在于小項“中國人”在前提中不周延但在結論中周延了。第二個三段論的問題在于“中項不周延”。魯迅先生故意用錯誤的推理形式來說明論敵邏輯思維的荒謬，可以說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從辯論的角度來說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總之，合理地運用邏輯學的知識，一方面可以為自己的語言表達提供幫助，增強口頭表達或行文的邏輯性，使之更有條理和說服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語言表達。

五、結語

邏輯學和語言學當前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筆者限于水，只能是“浮光掠影”地談一下二者的關系。

我們從語義、語法、語用、修辭等不同的語言面對語言和邏輯學的關系進行了討論。總體來說，邏輯學是一門重要的學科，對于語言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促進作用，二者結合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形式邏輯，雖然其體系中有許多問題，有些形式邏輯的教材內容比較陳舊，脫離了當前的社會環境，但是我們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充分挖掘其合理成分，為語言研究提供指導。

（本文受中南民族大學2017年校級教學改革研究項目“面向中文專業的邏輯學教學研究”[項目編號：JYX17005]的資助。）

參考文獻：

[1]周禮全.周禮全集[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2]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2.

[3]袁毓林.建立語法學的邏輯學基礎??中國語法學晚出之原因探

析[J].世界漢語教學，1998，（4）.

[4]蔣嚴，潘海華.形式語義學引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8.

[5]陸儉明.現代漢語語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6]索振宇.語用學教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7]Levinson，S.C.Pragma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高逢亮 湖北武漢 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