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以寓言說義理，故古代詩文引《莊》及以其寓言形象為題材者多，賦域亦然。比如宋初太宗朝淳化三年的一場殿試，皇帝自定試題《卮言日出賦》即用《莊》典，并對身邊的侍臣說“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速相尚，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以“淵奧”二字喻之，其重視程度可見。在《莊子》書中，寓言托“物”尤多，且偏愛禽鳥，歷代賦家多加以演繹，如李白之《大鵬賦》贊其“六月一息，至于海湄”“繽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的宏大氣象，而張華的《鷦鷯賦》則不侔，詠頌的是《莊子》中的“微禽”，以致當時就有“形微處卑”“無智足貴”（傅咸《儀鳳賦序》）的譏議，然與李賦歌詠“大鵬”以縱放其才情相比，張賦之體物言志，假“鷦鷯”之微以喻理，其于《莊子》旨趣之演繹，或許更有值得品鑒的地方。

張華《鷦鷯賦》見載《晉書》本傳，賦前無序，蕭統《文選》卷十三錄于賦之“鳥獸”類，賦前有序，對賦意的闡發甚為清晰。序云：

鷦鷯，小鳥也，生于蒿萊之間，長于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之害。繁滋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鷲鶚?鴻，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際，或托絕垠之外，翰舉足以沖天，觜距足以自衛，然皆負?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于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托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

前賢對這篇賦的解讀，偏重兩點，一是名物，如“鷦鷯”為何？于是有了微小黃雀，工雀，桃蟲、女工，巧婦，女匠、桑飛等名稱。二是寫作背景，《晉書?張華傳》記載：張華“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陳留阮籍見之，嘆曰：‘王佐之才也！由是聲名始著�！彼�述《鷦鷯賦》因受到阮籍的贊賞而聞名，亦如左思《三都賦》受到皇甫謐等推重而“洛陽紙貴”，誠魏晉時代文名顯微賴士族推挹之慣例，然謂“未知名”時而作此賦，史著中或有不同記載，如《文選》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張華）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棲處云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币詾樽髡唢@貴后而作此賦。至于史載張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雖有其撰《博物志》為證，然對這篇賦的理解，也屬泛泛，并無助益。所以品讀此賦，還是賦序所說的言“淺”托“深”、類“微”喻“大”為要則，與其未知名或顯貴時作，并沒有太大的關系，因為賦是對《莊子》中之“物象”（或“意象”）的演繹。

由此來看賦文對“鷦鷯”之形態及質性的描寫：

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荊棘，匪榮?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于世偽。

劉勰《文心雕龍?才略》云：“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鷦鷯寓意，即韓非之說難也。”考《韓非子?說難》，意在游說人主之難，假喻龍喉下有逆鱗，觸犯會殺人，人主亦有逆鱗，故不可觸犯。劉勰這里說的只是就賦中喻有才易觸罪之意予以比擬，乃與《說難》意有相通，如其頌述“短章”，也是取意陸云《與兄原書》“張公文無他異，正是清省無煩長，作文正爾自復佳”，說的是為文之法。所以論張賦之義理，仍在《莊》學系統。張賦敘述鷦鷯“巢林”一節文字，取詞及意都在《莊子?逍遙游》有關“堯讓天下于許由”一段敘述，其中許由回答帝堯的文詞是：

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

理解《莊子》這段文字，其中“鷦鷯”“偃鼠”之喻，屬賓詞，關鍵主詞是“予無所用天下為”一語，是超然人外與物外的逍遙之境。文中托詞許由以“鷦鷯”“偃鼠”自喻，以“深林”“河”比喻天下，以“不過一枝”“不過滿腹”比喻適性而止，不可多外求，都是這個道理。也因為張賦演繹《莊》意，故賦中也不乏引《莊》文字，如寫鷦鷯之“微禽”的“攝生而受氣”，取詞于《秋水》之北海若曰“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氣于陰陽，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而在賦的末尾，作者發揮議論并再闡文章之主旨云：

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螟巢于蚊睫，大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

賦中“大鵬”句用《逍遙游》“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句，李善注引《莊子》“長者不為有余，短者不為不足”，以明其本原。

如果推衍《鷦鷯賦》中的《莊》旨，自然不限于賦文中取《莊》之詞，而更在取意。勘究《莊》旨，論賦中取意，撮發其要，在兩個關鍵字：第一個字是“用”。讀賦中有關“小”（微）與“大”之辨，無非在“用”。因此，張賦贊頌鷦鷯之“微禽”，常用大物（美禽與猛禽）以反彰正。如賦述美禽如“孔翠”（孔雀、翡翠），“無罪而皆斃”，猛禽如“海鳥”，卻“體大妨物”，反不及“茲禽”（鷦鷯）“不懷寶以賈害，不飾表以招累”，這正是莊子倡言的“無用之用”。如果對讀《莊子?逍遙游》中有關惠子提出“大瓠”無用而“掊之”，莊子答以“宋人善為不龜手之藥”的故事，與惠子提出一種“大樹”（樗）以為“大而無用”，莊子答以“貍?”與“?�！敝畡e，說明善用不如無用之理。對比兩則寓言，前者在如何“用大”，后者在“用大”不如“無用”，所以論辯中，惠子以“拙于用”嘲笑莊子，反被莊子解嘲，以“用大”與“無用”兩個層面，以去“聾”去“瞽”去“蓬之心”，使惠子陷于“拙于用”的尷尬境地�；赜^張華賦的描述，“小”與“大”之辨并不要緊，關鍵是解消“用”與“無用”的表象，以自足的隨遇而安，彰顯“微禽”的全身與全德，就是“任自然以為資，無誘慕于世偽”。從這層意義來看，臧榮緒《晉書》說張華“棲處云閣，慨然有感”而撰此賦，似較唐臣房玄齡等所編《晉書》謂“初未知名”而作，更接于賦意與賦境。

這又引起我想探討的該賦闡發《莊》旨的第二個字“物”。所謂“用”與“無用”，必托身在“物”，這也是作為詠物之作《鷦鷯賦》最值得揣摩的趣味所在。在《莊子》眾寓言中，一切“物”都在“游”，意臻于“逍遙”之境，然如何得以逍遙，必賴思維之方法，這就是“齊物”，誠如《秋水》中假北海若語：“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知天地之為?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睹矣�！睋Q言之，倘以大欺小（因小事大），以強凌弱（因弱畏強），安能有片刻之“逍遙”？緣此，莊子故作小、大之辯，以“泰山為小”“彭祖為夭”為說詞，破除“物執”與“我執”，以達忘我適性的境界。正緣此理，當時圍繞張賦引發一場賦壇有關“體物”創作的爭論，反對者如傅咸的《儀鳳賦》與賈彪的《大鵬賦》，如賈賦《序》云“余覽張茂先《鷦鷯賦》，以其質微處褻，而陋以遠害。愚以為未若大鵬棲形避遠，自育自全”。而贊成者則如張望《鵜賦》對“鵜之小鳥”“率性命之開放，獨遨逸而獲全”品性的謳歌，王徽《野鶩賦》對此小鳥“遵時弄音”“心矜遠野”的歆羨，這既與《鷦鷯賦》一脈相承，也是魏晉時期詠物賦的創作新潮和主流。推測這一的成因，宜在玄學思維對《莊》學“齊物”觀的推挹與再闡。因為在莊子“齊萬物”“等大小”的同時，他為了自標清貞，高揚人格，張大“游”的精神，又嘗在寓言中反復贊美“鯤”“鵬”“?雛”（鸞鳳之屬）類神奇偉岸的“美禽”，而貶斥“蜩”（蟬）“鳩”“斥?”“鴟鳥”類的微細凡庸之“陋禽”，這不僅是莊子的內在矛盾，也是與當時以大小慧凡之物區分人格高低貞穢的思維相關。與之不同，我們看兩則郭象《莊子?逍遙游注》語：

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一飛半朝，槍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間矣；其于適性一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句注）

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池，而榮愿有馀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蜩與鳩笑之曰”句注）

其“適性一也”“逍遙一也”的觀點，既闡發莊子“逍遙”“齊物”，又揚棄其以物擬人的品性劃分，完成了對“禽性”的玄學解釋。如此再看張賦“類有微而可以喻大”的意旨，其所贊美“鷦鷯”的“無玄黃以自貴”與“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乎俎味”之“陋體”，以及“其居易容，其求易給”的自足與逍遙，亦等同郭象對《莊子》玄學化的演繹，卻因屬文學化的創造，而呈示出更為生動的形象。

《文選》“賦類”之“鳥獸”首列賈誼《鳥》、禰衡《鸚鵡》與張華《鷦鷯》三篇，然區分而論，殊為不同：賈賦托“鳥”以言“不祥”之兆，頗具神氛；禰賦寫外邦獻貢之“鸚鵡”，尤多奇麗；而張氏筆下之“鷦鷯”，雖取資前典，卻以探究物性為旨歸。于是考原漢晉詩賦詠物之“變”，要在以“神物”轉向“凡物”，由“虛夸”轉向“征實”。漢人擬物，如歌詩之“天馬”“龍蛇”，賦文之“文鹿”“大雀”，皆承“?騷”之“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王逸《離騷經敘》）的比德傳統，至晉人寫物，“走狗”“蜉蝣”，競呈筆端，即如外邦所貢之奇物如“巨雀”，漢人則炫其奇彩，如謂“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班固《兩都賦》），在張華《鷦鷯賦》中也只是“條支巨雀，逾嶺自致”，以其“妨物”而無任何優越于“微禽”之處。神物，多想像物，凡物，則眼前物，賦家的詠物由“神”到“凡”，或許解構了偉大的形象，卻增添了物態本身的理趣，這種由英雄時代向凡世界的轉變，也很難衡以得與失的標準，然這種現象的形成，確實內涵了賦家對《莊》學之“自適”精神的演繹，“鷦鷯”作為被選擇的符號，堪稱一個時代詠物文學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