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7世紀至19世紀的三百多年間，大規模的鄉邦文獻纂輯活動在桐城民間持續進行著，這成為桐城地域學術文化的重要表征。這些文獻編纂活動多掩藏于文學史的研究架構之下沒有得到系統的發掘和重視。筆者通過各類史料鉤稽，現將所得桐城通邑性鄉邦文獻編撰活動及成就擇其要者按時代順序輯錄如下，以見明清桐城地方文獻之盛。

1. 《桐彝》《邇訓》，方學漸撰

桐城在明以前人文不顯，至明中葉學術大興，其振興風教、結社講學、聲名遠揚的鄉里大師先有何唐，繼有方學漸。方學漸（1539?1615），字達卿，世稱明善先生，嘗主講東林書院，為東林黨人所推重。一生著述頗多，除記錄東林講學的《東游紀》及經學著作《易蠡》《性善繹》《心學宗》等外，還有這兩部記錄桐城地方先賢事跡的文獻。《桐彝》三卷、續二卷，撰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取桐城“忠孝義烈之行，凡耳目所及者，各為立傳”（永?等《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十一），凡五十人，作傳二十三篇；《邇訓》二十卷，撰成于萬歷二十九年（1601），這部書專載桐城“人物行誼及其先世事可為法者”（《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三），分門目為四十一類。桐城派末期作家姚永樸嘗謂這兩部書“雖所收錄甚簡，然吾邑正、嘉以前之文獻，實賴是而僅存”（姚永樸《〈桐城耆舊言行錄〉序》），故方學漸撰《桐彝》《邇訓》實開桐城鄉邦文獻編纂之先河。

2. 《龍眠詩傳》，姚文燮選撰

姚文燮（1627?1692），字經三，號羹湖，清順治十六年進士。姚文燮為桐城名宦，嘗獲贊“干才優裕，兼嫻文雅”（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卷七）。輯錄《詩傳》之始，姚文燮尚是一清貧書生，但他自認“情深桑梓”，此后數年間，他朝夕與事，勤搜博采，于前賢遺編，“雖斷楮殘秩，珍若珙璧”（姚文燮《蓮園詩草序》），“兢兢乎恐一字一句之或失”（方孝標《龍眠詩傳序》）。為盡可能減少疏漏，還一度發起征詩活動，希望能“闡幽攸重，勿令舊句久湮”（姚文燮《龍眠詩傳征詩引》）。可能是受姚文燮對盡全龍眠明詩這一乎苛刻的目標影響，《龍眠詩傳》最終未能完整刊刻流傳（潘江在《木?集》卷二十一《雨中手錄鄉先輩詩還山以詩見贈次韻奉酬》中有“姚生《詩傳》海內知，將梓忽輟吾滋疑”句，自注有云“姚經三有《龍眠詩傳》之刻不果”；馬其昶在《桐城耆舊傳》卷七中亦稱姚文燮輯《龍眠詩傳》“搜采甚勤，猶自病其隘，未遽傳書”），因而其規模、體例已不可預見。不過《詩傳》之書稿基本編成當無疑義，與姚氏同時期的桐城知名文士方孝標（1617?1697）曾為之撰序，稱述有明一朝桐城詩人“專稿選稿行世者多，而匯而集之則自《龍眠詩傳》始”（方孝標《龍眠詩傳序》）。因此，《龍眠詩傳》雖不曾刊布，但作為桐城鄉賢詩歌總集編纂的開山之作，其地位當可確立。

3. 《龍眠詩選》，亦稱《龍眠詩錄》，錢澄之選輯

錢澄之（1612?1693），字飲光，晚號田間老人，與陳式（字質生）同為姚文燮《龍眠詩傳》校選過程中的直接參與者。在清初桐城諸詩家中，錢澄之是與當時詩壇盟主錢謙益頗有交游且“相與論詩”（錢澄之《龍眠詩錄引》）的代表人物。順治十五年（1658）的一個冬夜，錢澄之與錢謙益在白門（今南京）長干寺僧舍討論選詩之法（楊年豐《錢澄之年譜簡編》），其間錢澄之盛稱家鄉桐城“稱詩幾百年，作者如林”，引發錢牧齋“子鄉有佳詩而無傳本，吾烏乎得而選之”（《龍眠詩錄引》）的慨嘆。錢澄之遂發“檄諸同志，征輯前輩遺稿”之志，期望借此既弘揚鄉邑詩學又補牧齋龍眠選詩乏善之憾。次年，錢澄之得知姚文燮已有《龍眠詩傳》諸稿之選，便與姚氏合作，互相校訂。不過在選詩原則上，錢姚之間存在著顯著分歧，錢氏力主于嚴而姚氏堅主于寬。故錢澄之隨后選擇了在《詩傳》的基礎上，“錄其尤者，得若干篇”（《龍眠詩錄引》）而成《詩選》。不過可惜的是，錢氏因久在“旅困”，《詩選》同樣未能授梓，故亦不?傳本。不過錢氏“嚴選”龍眠詩的職志于此編清晰可見，兩百年后徐?在編《桐舊集》時稱錢氏《詩選》亦為“總集佳本”（徐?《桐舊集引》），當非虛言。

4. 《龍眠風雅》，初定名為《龍眠明詩選》，潘江主輯

潘江（1619?1702），字蜀藻，號木?，世稱河墅先生，他是明清之際桐城詩派與文派發展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人物（章建文《吳應箕與桐城派關系考論》）。潘氏著述多數已散佚，存世者主要有所著個人詩文合集《木?集》及所輯通邑詩歌總集《龍眠風雅》等。《龍眠風雅》的搜集編纂自順治末至康熙中歷時三十余年，總九十二卷。其中初集六十四卷，康熙十七年（1678）潘氏石經齋刻本；續集二十七卷附一卷，康熙三十年（1691）自刻本。從流傳情況來看，《龍眠風雅》稱得上是桐城鄉邑詩學對后世產生實際影響的一部奠基之作。

5. 《龍眠古文》一集，李雅、何永紹輯

李雅，字士雅，號芥須。何永紹，字令遠，號存齋。二人均為明末清初桐城詩古文創作群體的重要代表，有詩文集傳世。二人最重要的文化貢獻是康熙年間合作編刻《龍眠古文》一集二十四卷，表章前哲。收明代及清初作者93人，載文335篇，其中奏疏、論辨、書序、雜記、碑志、辭賦各體皆備。除康熙初刻本，另有道光十五年蕓暉館重刊本。李雅、何永紹與潘江為同時好友，馬其昶嘗贊“鄉先輩詩文得不泯者，潘、李、何三先生力也”（《桐城耆舊傳》卷七）。潘江輯錄《龍眠風雅》足見桐城詩風之盛，而《龍眠古文》的編選則反映了桐城文風之盛，李、何輯錄該選時曾自言“家藏文集無慮千種”（《桐城耆舊傳》卷七）且多為明人作品，可以想見桐城文風濃郁，積淀已久。

6. 《樅陽詩選》，王灼編選

王灼（1752?1819），字明甫，一字悔生，號晴園。乾隆五十一年（1786）舉人，官祁門縣訓導、東流縣教諭。王灼少居樅陽，親受業于劉大?八年之久，深受其賞識，為文秉承桐城義法，為詩亦沉雄雅健，與金榜、程瑤田、張惠言等砥礪詩文。樅陽雖為桐城東南一鄉，但桐城詩文大家卻多出樅陽，更自錢澄之、劉大?而實開樅陽詩派（民國時期教育家孫聞園《題許永璋〈抗建新詠〉》，有“樅陽詩派海峰開”之譽）。因之，王灼嘗致力于搜集桐城東南鄉樅陽一隅先賢詩作，自清初錢澄之以下迄于嘉慶年間，得二十卷，定名《樅陽詩選》，惜未能刊行。后在張寅（字子畏）、馬樹華（字公實）等鄉人的助力下完成了校刊工作。

7. 《古桐鄉詩選》，文漢光、戴鈞衡輯

文漢光（1808?1859），字斗垣，號鐘甫。少貧廢學，賈博微利以養，日坐街衢，“夜則篝燈讀書”（方宗誠《柏堂師友言行記》卷一），以文聞于閭里，兼以詩才，劉聲木稱其“詩尤才調壯逸，氣骨高騫，而以沉著出之”（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卷八）。戴鈞衡（1814?1855），字存莊，號蓉洲。嘗師事同里“姚門四杰”之一的方東樹，二十余歲即自刻《蓉洲初稿》，時人“駭為異才”（《桐城耆舊傳》卷十一），與曾國藩、呂賢基、羅淳衍、邵懿辰等人結交往還。文、戴二人年齡相仿，幼時共學，志同道合，嘗于桐城縣北孔城共建桐鄉書院，又共輯《古桐鄉詩選》。該選凡十二卷，所錄人物與《樅陽詩選》在地域上限于一隅相類似，主要選桐城北鄉詩人177家，詩作1107首，依時代順序編次。道光三十年（1850）在同是桐城北鄉人的王祜臣慷慨資助下刊刻成書（戴鈞衡《王殿襄墓志銘》）。

8. 《國朝桐城文錄》，戴鈞衡、方宗誠合輯

戴氏事跡見前揭《古桐鄉詩選》。方宗誠（1818?1888），字存之，號柏堂，別號毛溪居士。師事同里許鼎及族兄方東樹，專心治學作文。同治三年（1864）入曾國藩幕府謀方略治文書，十年（1871）補河北棗強知縣，光緒六年（1880）告歸閉戶著書。方氏文承桐城古文義法，兼治經史百家，其文名政聲頗受曾國藩、李鴻章等晚清要員的贊賞。所著多收入自編之《柏堂集前編》《次編》《續編》《后編》等。作為桐城派中興時期的重要作家，戴、方諸人皆以繼承桐城文統為己任，在潛心講著述之余，深感自李雅、何永紹《龍眠古文》之選以來，清初至嘉道間二百多年，桐城文士創作如林，惜“集無總名”（蕭穆《國朝桐城文征約選序》），于是互相采訪，得作者83家、文1300余篇、卷76，匯為《國朝桐城文錄》。

9. 《桐城詩萃》，姚覲閶編

姚覲閶，姚?子，姚鼐族侄，字五祺（或曰五琦），號卿門，乾嘉間官兵部武庫司郎中，工詩文，與嘉道間戲曲家謝?等相交游，年五十八卒。據道光《桐城續修縣志》及謝氏《春草堂詩話》的零星記載，姚覲閶生性曠達，生酷愛書籍，家藏多善本，且披覽不倦，所著有《卿門詩稿》、《愛春軒詩草》等集，未付梓，稿多散佚不存，惟《寫山樓詩存》二卷有本傳世。其余個人詩作幸有《桐舊集》等收錄保存十余篇，亦有為嘉慶己卯年（1819）刻桐城詩人小集《山城春詞》所收者。其所編《桐城詩萃》三十二卷，當為桐城一邑之詩選，現僅存目，體例及刊刻情況均不得其詳。

10. 《桐山名媛詩鈔》，吳希庸、方林昌編

吳希庸，字金圃，縣諸生。方林昌，字復生，諸生，嘗從馬復震剿賊有功保訓導，所著有《抱膝吟》。二人皆道、咸間人，合輯《桐山名媛詩鈔》。該編是一部桐城閨閣詩人的專輯，凡十一卷，收錄清初以來桐邑女性詩人百家。吳希庸自云“吾桐自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閨閣中亦往然……未聞輯一隅閨秀詩至有百余家者”（吳希庸《〈桐山名媛詩鈔〉序》），其人數之多、創作之繁為世所僅見。自《列朝詩集》收錄方孟式、吳令儀的詩到《龍眠風雅》兼收閨秀詩人的作品，再到《桐山名媛詩鈔》的結集匯纂，足見桐城文獻之邦從來都不缺乏女性詩歌創作的身影，亦可謂明清桐城人文繁盛之一道別樣景致。

11. 《桐舊集》，徐?編撰

徐?（1779?1841），字六驤，號樗亭。嘉慶十九年（1814）進士，授戶部主事、陽城知縣，歷主亳州、徽州書院，與同輩方東樹、姚瑩、光聰諧等相往還，“自少至老，纂述不輟，人服其精博”（《桐城耆舊傳》卷十）。所著有《詩經廣詁》三十卷、《牖景錄》六卷、《歷代河防類要》六卷、《黃山紀勝》四卷、《樗亭文集》四卷，皆刊行。晚年又選鄉先輩詩為《桐舊集》四十二卷，“刊未半而陽城卒”（《桐城耆舊傳》卷十），后續整理工作則由同里馬樹華及徐氏外甥蘇?元（字厚子）等接續戮力十載，于咸豐元年（1851）完成全秩的刊刻。《桐?集》是繼《龍眠風雅》之后規模最大的一部合邑詩歌總集。許結先生《〈桐舊集〉與桐城詩學》對該集有詳盡深入的整理研究：該集前四十卷以邑中姓氏分卷，各姓詩人則依史編序，后二卷分錄列女、方外；編輯體式上因人系詩，并附詩人小傳，略述創作本事及相關評價。

12. 《龍眠識略》，馬樹華輯

馬樹華（1786?1853），字公實（一字君實），號?湄，為馬其昶伯祖。嘉慶十二年（1807）副榜貢生，官至河南汝南府通判。師事姚鼐，受古文法，“為文博稽典章制度，清雅有韻”（《桐城文學淵源撰述考》卷四），頗傳桐城古文要旨。一生撰著輯錄極豐，“于先朝掌故及邦邑家世舊聞，捃摭尤勤”（《桐城耆舊傳》卷十一），曾據明季殉節諸臣傳記、野史、私家別集錄為《闡幽匯記》四卷，自著《可久處齋詩文集》十六卷等。對于桐城鄉邦文獻，馬樹華畢生最注心力、用功尤多。首先他助人校刊無算，先者接續校刻王灼《樅陽詩選》而成“定本”，繼而直接參與編纂整理徐?《桐舊集》并最終完成刊刻之務。此外他自編自刻的地方文獻同樣種類豐富，譬如自輯先世遺集為《馬氏詩鈔》七十卷、征考桐城科場掌故別為《桐城選舉記》十卷、又編《太仆奏略》《族譜》《家傳》等數十卷。最重要的是他還自輯了一部合邑文獻《龍眠識略》十二卷，以補“邑志蕪雜寡要”（《桐城耆舊傳》卷十一）之缺。有清一代桐城兩修縣志，其中道光續修本在桐城學者文人看來并不盡如人意，志體蕪雜，于前賢事跡亦多疏漏，故馬樹華、方宗誠等人多方搜羅，以期補正。方宗誠曾自撰多篇志稿存于《柏堂集》，尤贊馬樹華《龍眠識略》可“補桐城志書之遺而正其誤”（方宗誠《重刊〈歷陽典錄〉敘》），并為之作傳紀事。他稱馬樹華“以邑志為文獻所關，義例不正大無以成章，事跡不征實無以傳信，因取前志稿，援古證今，糾訛訂誤，易義例而推廣之，以存其實”（方宗誠《馬公實傳》）。從以上事跡皆可見馬樹華表彰先賢詩文的誠摯之心、保存鄉邑文獻的殷拳之意。

13. 《龍眠叢書》，光聰諧輯

光聰諧（1781?1858），字律原，號栗園，晚號遂園。少時“家窶貧”，借書苦讀，嘉慶十四年（1809）進士，官至直隸布政使，后“引疾歸”（《桐城耆舊傳》卷十）。光聰諧早年師事姚鼐，文章學術皆得其傳，并陸續結交同里才俊劉開、張聰咸、姚瑩、徐?等人，相與論學。中年辭官歸里，專事藏書與著述，聚書三萬余卷，所著傳世頗多，有《稼墨軒詩文集》《有不為齋隨筆》等數種。除此，光氏尤致力于鄉先輩著述搜集整理，匯“百數十種為《龍眠叢書》”并自刊刻，“刊未竣”而咸豐兵起，按馬其昶言實刻九十余種（《桐城耆舊傳》卷十）。該編匯輯宋元以來龍眠先賢遺著，編排上不以時代為序，選錄尤以清代為重，如方苞《望溪奏議》二卷、姚鼐《惜抱軒書錄》四卷、錢澄之《田間集》十卷等。此前桐城地方文獻“隆替絕續”（《桐城耆舊傳》卷十）者以總集、別集居多，而光氏《龍眠叢書》則首次以叢書形式“作為一縣文獻的結集”（胡適《致張秉釗》），盡其全備，呈現數百年間桐城文人著述創作之大觀。

14. 《國朝桐城文征》《國朝桐城文征約選》，蕭穆纂輯

蕭穆（1835?1905），字敬孚，起于耕讀之家，卻以一介寒儒“孜孜一生于典籍的收藏、整理、校刊”（?尚恒《一介寒儒出荒鄉，滿腹經綸名滬濱??記清末安徽文獻學家蕭穆》），最終成為晚清安徽藏書家、文獻家的翹楚。雖然他在仕途上屢試不售，但因博綜群籍、勤于問學，往來于南京、上海、武昌、開封等通都大邑，一生訪學訪書不輟，“相識遍天下”（《桐城耆舊傳》卷十一），結交名流無數，其中既有鄉賢故老如文漢光、馬復震、方宗誠、徐宗亮、吳汝綸等，亦有時賢碩學如曾國藩、李鴻章、錢泰吉、汪士鐸、莫友芝、黎庶昌、孫詒讓、繆荃孫、島田重禮等，交游切磋間學問愈加博洽精進。蕭穆酷愛藏書，以微薄之俸祿積書至兩萬卷，其中有不少清人著述和古籍珍本。同時蕭氏以其深厚的文獻學功底助人精心校刊書籍百余種，如《歷朝詩約選》《孔子家語》《古文辭類纂》等。此外他自編自撰書稿不下四五百卷，如《敬孚類稿》十六卷、《雜抄》《日記》《尺牘》數部，更依廣搜博采的桐城先輩遺著藏書著手編纂鄉邦文獻巨著《桐城文征》。蕭穆自稱在藏書、校書、著書的過程中“于故鄉人文亦未嘗不時時在心目間”（《國朝桐城文征約選序》），故其益加留意鄉邦文獻，甚至達到了“叩以前聞軼事，其所不知，未有能知者”（《桐城耆舊傳》卷十一）的境界。方宗誠稱其“年少而文高，學博而識遠”，為“桐城后起之英”（李?《敬孚類稿序》），故其輯《桐城文錄》未逮而屢遭兵燹，便鄭重托業于他以臻完備。蕭穆將藏書處命為“文征閣”，當是他編書之志的體現。隨后他以《文錄》所采83家為選錄基礎，竭三十余年心力，廣加搜伐，又得70余家。復以李雅、何永紹《龍眠古文》所選明代人文仍有頗多遺漏，故廣錄有明一朝至清同治間作者230家，文4380余篇，共264卷，定名為《桐城文征》。《文征》的編選原則顯然是“寬選”之法，按蕭穆所言，即“凡有關于義理、經濟、考證、詞章，諸體紛出，分鑣并驅，有一可憑，均為詳載”，“大旨在存五百余年一邑文獻”（《國朝桐城文征約選序》），故卷帙頗顯浩繁。正因為此，以蕭穆當時拮據的經濟狀況，《文征》的刊刻幾乎很難實現。不過《文征》的編纂還是引起了蕭穆當時交往文人圈的熱情關注，在友人的督促和幫助下，蕭穆決定以《文征》稿本為基礎，以“清真雅正、文從字順者為宗”，選錄清初至同治間作者57家、文580余篇，共26卷，是為《國朝桐城文征約選》。蕭穆以一人之力整理桐城鄉邦文獻，竟匯成一總集、一選本，厥功至偉。

15. 《桐城耆舊傳》，馬其昶撰

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號抱潤翁，馬樹華族侄。少承家學，師從戴鈞衡、方東樹、吳汝綸、張裕釗等多位名家，為文恪守桐城古文義法，被稱為桐城派的“殿軍”。曾主廬江潛川書院山長及桐城中學堂、師范學堂教，宣統間充京師大學堂教，后歸里任安徽高等學堂監督，復任清史館總纂等職。著有《周易費氏學》《莊子故》《抱潤軒文集》等若干卷。受伯祖馬樹華熱衷整理鄉邦文獻的影響，加之馬氏為桐城望族、家藏典籍豐富，馬其昶“少有志鄉邦文獻”（《桐城耆舊傳》卷首），立志編撰一部匯集桐城先哲事跡的史傳著作。經二十余年的收羅散佚、拾掇補遺，既而刪繁集萃、重編目次，撰成了《桐城耆舊傳》這部“堪稱典范的桐城學術史著”（許結《從〈桐舊集〉到〈耆舊傳〉》）。該著凡十二卷，以姓氏為綱，采用主傳與附傳相結合的形式輯錄桐中59姓，主傳123篇，全面反映了桐城各家族的嘉言懿行和文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