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明史?李三才列傳》與周駿富所編《明人傳記資料叢刊》，李三才（1552?1623），字道甫，號修吾，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卒于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十月，享壽七十有二歲。世代為武功右衛軍籍，?西臨潼人。因其祖父調衛燕京，其父移家至順天府通州（北京通州），于張家灣定居。登萬歷二年（1574）進士，列二甲七十名，授戶部主事，歷山東僉事、河南參議、大理少卿、郎中、御史中丞；與南樂魏允貞（1542?1606）、長垣李化龍（1554?1611）以經濟相期許。于萬歷二十七年（1599）至萬歷三十九年（1611）期間，奉旨擔任“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兼管河道”，為明朝漕運事務的高級官員。

李三才有詩才，錢謙益（1582?1664）《歷朝詩集小傳》錄有其傳，陳田《明詩紀事》卷十一、朱彝尊（1629?1709）《明詩綜》卷五十二，都收有其?。李三才在管理漕務時，又有一本記載自己言行的《撫淮小草》（或作《漕撫小草》），陳子龍（1608?1647）主編的《明經世文編》卷四二一，也選錄了其中六篇奏稿。此外，明儒陳豁典《陳學士先生初集》卷三，載有《撫淮小草序》；湯顯祖（1550?1616）《湯若士小品》與《湯顯祖詩文集》，都收有《讀漕撫小草序》；趙南星（1550?1627）《味檗齋文集》卷五，錄有《漕撫小草序》；顧憲成（1550?1612）《涇皋藏稿》卷六，收錄《中丞修吾李公漕撫小草序》；文秉（1609?1669）《定陵注略》卷九，收有《淮撫始末》，都可以提供研究參考。

又根據孫承澤（1592?1676）《畿輔人物志》與孫奇逢（1584?1675）《畿輔人物考》記載，李三才“嘗語其子：身歿之日，用柳木棺一具，牛車載出，一效張湯故事，亦足悲矣。公歿后，壙無志，墓無碑，所著《無自欺堂稿》《雙鶴軒集》《誡（戒）恥錄》諸書，無一存者”。此外，據朱彝尊《明詩綜》，以及光緒五年（1879）《通州志》卷八《人物志?鄉賢?李三才傳》記載，李三才還著有《灼艾集》《無自欺堂稿》與《鷦鷯（軒）詩集》等，又有《永慕錄》著目，可惜現均不存。唯一傳世的孤本專著，僅有典藏于東京大學的《撫淮小草》。

《撫淮小草》為明萬歷刊本，凡十五卷，十六冊，卷前有萬歷三十年（1602）祝世祿《李中丞公〈撫淮小草〉序》、朱吾弼《〈撫淮疏草〉序》與陳璧《〈撫淮小草〉敘》三篇，以及萬歷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小草〉自敘》一篇。原系“東京帝國大學”收藏，今典藏于“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善本書目著錄于《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漢籍目錄》，編號為“東大總G30?564”，四部分類為“史部?詔令奏議之類?奏議之屬”。至于雕印刊本如何自中國歸藏于此，并未能明確考知。此書卷首前鈐有正方陽文篆印一方：“東京帝國大學圖書印”，版面長約29公分，寬約

19公分；正文內頁長約23公分，寬約16公分，天頭4公分，地腳2公分。序跋版心上書標題，雙魚尾下記頁次，每頁各六行，每行約十二字上下之間，每行寬2.5公分。正文每卷首行為書題，次行署“關西道甫李三才著”；版心上書“撫淮小草”標題，雙魚尾下記卷次與頁碼，每頁各九行，楷書雕版，每行約十六字上下之間，每行寬1.5公分。本書目錄總十一卷，凡九十八疏，皆為“奏議”陳疏；但于卷之十一正文之后，尚有卷之十二至卷之十五，凡四卷，前兩卷皆為“牌?”，后兩卷為“告示”與“批詳”，而各條內容并未著于卷前目錄。此書卷后，尚刊錄有廷尉董基《讀李道甫〈撫淮小草〉》、胥史沈?《讀〈撫淮小草〉》兩篇讀序；以及楊洵《〈撫淮小草〉跋》、徐鑾《〈撫淮小草〉后跋》兩篇后跋。

由以上《撫淮小草》序跋及卷次內容可知，由于萬歷中葉以來，連年征戰及宮殿火災，于是財政急遽惡化，遂有“征礦稅”以充實國庫之窳政。萬歷三大征??萬歷二十年（1592）至萬歷二十六年（1598）抵抗豐臣秀吉（1537?1598）的援朝鮮戰爭、萬歷二十年（1592）定?拜之亂、萬歷二十二年（1594）至萬歷二十八年（1600）鎮壓楊應龍（1551?1600）與其他的苗族部落叛亂。益之以宮殿火災，使得國用匱乏，于是才征收礦稅。由于征收礦稅，系由朝廷欽命派遣宦官執行，直接繳入國庫，并不受到中央及地方官的節制，這便產生了各種嚴重的弊端。萬歷征收各種礦、鹽、珠等商業稅，主要是為了充實私房內庫，而專派太監充當稅監，違反國家體制，因此得不到朝中大臣的支持，李三才即為反對最為激烈嚴切者。太監奉皇帝欽命，肆無忌憚，違法亂紀，以致各種駭人聽聞的弊端層出不窮。根據統計，當時稅監所收之稅，僅百分之十至三十五左右，歸進皇帝的內庫，其余則落入宦官之手，大飽私囊；因此，征收礦稅的最大獲益者，其實不是皇帝，而是這一小撮貪得無厭的宦官們。當時朝中大臣反對礦稅奏疏甚多，尤其以萬歷二十八年（1600），李三才《撫淮小草》卷之三《第一停罷礦稅疏》為最激烈。由李三才上疏內容，有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礦稅繁興使萬民失業；其次，搜括之政令頻下，阻撓者皆得罪；再者，收稅者多為無賴之徒，假旨詐財的行為屢見不鮮；最后，李三才提醒萬歷皇帝，皇帝的職責在于使百姓衣食無缺，百姓地位雖卑下，渴望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卻無異于皇帝；若不能滿足百姓的基本需求，天下絕對不可能安定。李三才此疏，已觸及皇帝之職責、百姓之生存權利，與黃宗羲（1610?1695）《原君》所呈現的極為類似，差別僅在于未涉及君主專制的起源罷了。

《明史》卷七十四《職官三》，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嘗云：“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逾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明朝宦官作惡多端者，如：英宗之王振（？?1449）、憲宗之汪直（？?1559）、武宗之劉瑾（1451?1510）、熹宗之魏忠賢（1568?1627），都是大家耳熟能詳者，他們所犯下的罪惡，可謂罄竹難書。萬歷皇帝派去征礦稅、珠稅、鹽稅的征榷之使，就是宦官，很顯然沒有將這個祖訓聽進去。由于萬歷至崇禎這一段期間，宦官為禍最烈者，不外乎萬歷時之礦監陳增、馬堂、陳奉、高淮、梁永、楊榮等人，以及天啟時的魏忠賢，最為貪橫，連《利瑪竇中國札記》中，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都敘述了太監馬堂的惡形惡狀。因此，樊樹志《晚明史》上卷謂：

礦稅太監的弊端是制度性的，即對一種特殊權力缺乏必要的制衡手段。礦稅太監是皇帝直接委派，又直接向宮廷內庫進奉，不受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監督，又無制度保障可言，于是形成了財政上的巨大漏洞??征多繳少，太監們中飽私囊，大量財富落入他們私人腰包。萬歷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撫白希繡向神宗揭發，山西每年征解稅銀45200兩，稅監孫朝只向內庫進奉15800兩，其余29400兩全由孫朝以假稱拖欠的手法攫為己有。這就意味著65%的稅銀被孫朝貪污了。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山東巡撫黃克纘向神宗揭發，稅監馬堂每年抽取各種稅銀不下25萬至26萬兩，而每年向內庫進奉才78000兩，七年之內隱匿稅銀130馀萬兩。所謂“隱匿”云云意味著70%以上的稅銀被馬堂貪污了。

礦稅太監之貪污，雖然造成人民極大的財物損失，但是掠奪式的征收商稅所引發的民變，可能更為嚴重。這種設重重關卡征稅的手段，等于一件商品重復課稅，最后必將導致商品價格上漲，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最嚴重的狀態可能是商業活動停止。更過分的是，侵占較貧弱商人之商品資金及各種非法的糧食稅。而這些太監膽敢如此囂張肆虐，純粹出自萬歷皇帝的包庇，這也是李三才不斷連番抗顏上疏的主要原因。

據史載萬歷十年（1582）后的二十余年?，即萬歷十一年至三十多年左右，由于萬歷三大征及征收礦稅，使國家政治及人民經濟起了重大變化，國窮民蹙。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指出，萬歷三大征使明朝在萬歷二十八年（1600）財政狀況甚至比嘉靖、隆慶時期更糟。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也指出，萬歷中葉的礦稅源于朝鮮戰爭后國庫空虛，并且因為宦官貪得無厭，導致人民普遍貧窮。參酌以上說法，再加上本文李三才《撫淮小草》的相關奏疏綜合看來，晚明神宗萬歷四十余年間（1573?1619），尤其自萬歷中期以后，可以說是由富轉貧的一個關鍵時間點，也是明史上一個變化最劇烈的階段；不論是政治、經濟與學術各方面，都面臨了重大的轉變。明朝由富轉窮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整個國家社會自萬歷中期以后，人民普遍貧窮，生計日益困頓蕭條；而事實上，最為嚴重的關鍵，在于皇帝權要的掠奪，尤其以“征礦稅”此一事件，在天災戰禍頻仍的明末，正是此時國勢消長、經濟榮枯的分界點。雖然，道致明中葉以后國家窳亂、人民困苦的原因很多，透過李三才《淮撫小草》奏疏可知，其中有源自制度設計不善者，有源自天災戰禍者，更有出于當權者之剝奪與稅收弊端者。稅收收入不足，意味著政府不能充分地管理帝國的資源，實際上對納稅人不利。由于正常的稅收不能彌補支出，必要的項目開支就要通過其他各種方式來解決；而私下的派征，因缺乏有效的審核，容易造成資金的浪費，往往更成為弊端叢生的犯罪淵藪。由于以自耕與佃耕為主體的脆弱小農經濟，導致稅收不善，加上縣官里胥漠視稅收細節及缺乏監督機制，又因戰爭、天災頻仍，成為國政弊病多端的重要原因。

李三才《淮撫小草》，可以說是萬歷國政衰敗、民生凋敝的縮影寫照，也是一位深具經世韜略的有志士大夫，真切篤實的理政心聲，因系海內外孤本，又遺珍于東瀛，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以提供政界與學界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