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覆，這是漢代興起的一種占筮游戲，覆者用甌盂、盒子等器物覆蓋某一物件，射者通過占筮等途徑，猜測里面是何物。《漢書?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顏師古注曰：“于覆器之下置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射覆所藏之物大都是一些生活用品，如手巾、扇子、筆墨、盒罐等等。射覆是一種日常猜謎游戲，但猜中后要描摹事物，如同刻畫一個謎面，也是一種隱語游戲。如《漢書?東方朔傳》載：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東方朔用占蓍猜得盂下即守宮（蜥蜴），描摹其形象龍沒有角，像蛇卻有足，善于緣壁爬行。??，行貌；脈脈，連綿不斷貌。除此外，《太御覽》卷九五引《東方朔別傳》曰：上置蜻蛉蓋下，使朔獨射之。朔對曰：“馮翊馮翊，六足四翼，頭如珠，尾正直，長尾短項，是非勾簍即蜻蛉。”上曰：“善。”賜帛十匹。卷三九一《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上輒大笑。又曰：“南山有木名曰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何不早謝？”上乃搏髀大笑也。射覆和周易占蓍有關，故有人認為射覆本來就是研易者練觀物占驗本領的，所謂“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三國志?魏書?方技傳》記載著名的占易者管輅就是射覆高手：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賓客并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眾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網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根據裴松之注引輅別傳：諸葛字景春，亦好卜筮，數與輅共射覆，不能窮之。在祖餞送別儀式上進行射覆游戲，可見其娛樂性似乎大過神秘的占卜，換句話說，占卜在古人看來充滿神秘感，本就充滿趣味，當然，射覆要以齊整的言辭描摹事物，這就既有方技的比拼，也有言辭的爭勝吧。本傳又載：原太守劉?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雞毛也。”關于射侯。“侯”指用獸皮或布做成的靶子。《詩?齊風?猗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禮記?射義》：“故天子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周禮?天官?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射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周代射禮本就有選拔英才的意思，《禮記?射義》：“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鄭玄認為能射而中侯者方得為諸侯。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謂：“蓋草昧之世，禽獸逼人，又他族之人來相侵犯，其時以弓矢為武器，一群之中，如有強力善射之士能保衛其群者，則眾必欣戴之以為雄長。古人質樸，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發矢中侯，故謂之侯也。”但陳?先生不同意楊氏之說，而是認為“侯”通“候”，本義是為天子疆域守候，故守疆域之官亦稱“侯”。“射侯”就是射“諸侯”，是一種巫術，所謂厭勝之術，以巫術克服為天子守候疆域的無道諸侯（《重論“侯”與“射侯”》，收入氏著《舊學舊史說叢》，臺北編譯館1993年版）。此猜測似很難讓人信服。

“射侯”在漢代畫像石中有形象的表現。邢義田發現漢代畫像石中有很多構圖相似的畫面，畫面有樹，樹上有鳥雀，有時是攀援的猴子，或者既有猴又有鳥。而樹下常有一人或多人持弓向上作射箭狀。邢義田分析認為，這些圖像都含有象征意味，猴、侯諧音；“射猴”即“射侯”；鳥即雀，雀、爵諧音，如漢宣帝時有神雀來集于京師，宣帝因之改元“神爵”，故“射雀”即“射爵”。樹下射猴和雀的人，象征射取官位，封侯晉爵獲得富貴（邢義田《漢代畫像內容與榜題的關系》，收入《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中華書局2011年版）。

射策是漢代選士的一種考試方法，主考人將若干考題寫在策上，覆置案頭，受試人拈取其一，叫作“射”，按所射策上的題目作答。西漢時射策分甲、乙、丙三科，東漢只分甲、乙兩科。顏師古以為漢人出題時依題之難易而預設甲?乙等科。他為《漢書?蕭望之傳》中“以射策甲科為郎”一句作注：“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于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宋人馬端臨更引申曰：“按此即后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托拘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文獻通考》卷四十）意思是射策不同于后世將考生名姓遮蓋，這里是遮蓋考題。這個理解似有不妥，顛倒了射策和分科的順序，如《史記》卷九十六載匡衡從博士受《詩》，“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又揚雄《法言?學行》：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然笑曰：“須以發策決科？”“發策決科”即通過射策決定名次。匡衡也是先射策后乃中丙科，故《后漢書?順帝紀》注引《前漢書音義》明確說明了“設科”與“射策”的關系，即出題時不分科，到評卷時才依成績高下分科：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為甲，次者為乙。如何理解“任試者意射”呢？王倫信認為問題集中在一個“射”字上。“射”在古漢語中作為動詞，一般都指帶有一定目的性的行為。如射侯（侯即箭靶）、射利等。即便如術數家之所謂“射覆”帶有猜測之意，但也以一定卦占之象為根據，且其目的非常明確，就是要猜出被覆蓋的物件。若如顏師古那樣將“射策”之“射”理解為一種對不公開試題的隨意摸取，則完全是一種隨機性行為，應試者無需也無法在挑選試題內容上投入目的性注意，這是違背“射”的一貫辭義的。因此這里“任試者意投射”應是指應試者對試題的任意選擇，也只有試題在不被隱蓋的情況下，這種選擇才成為可能。考生在選題時已包含著對試題答案的醞釀，所以“射策”之“射”不僅意在選擇合適的試題，也在于準確地理解和回答問題（王倫信《漢代考試中的“設科射策”??對顏師古注的駁議》）。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射策以經術為考核內容，看誰能圍繞著問題寫出漂亮的應對論說文，故劉勰《文心雕龍?議對》云：“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這也成了一般論說文的要求，如王充《論衡?超奇》也拿射箭技巧和文章技巧作比：“選士以射，心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后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弓矢之中的。”因此，射策文章要“中的”且“美善”，如《論衡?別通》：“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云、卞伯玉，策既中實，文說美善。”

漢人射策分科，擇優錄取，按成績安排官職。如中甲科者可為郎中，中乙科者可為太子舍人，中丙科者只能補文學掌故。射策射得不好，落選，稱為“不應令”或“不中策”。當然落選也還可以再射，匡衡就是屢敗屢戰，射策到第九次才中丙科。射覆、射侯、射策都強調“射”的準確、漂亮，以此見個中高手，故不失為選拔人才的方式。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學術動態

11月21日至23日，“第五屆中國文體學學術研討會”在中山大學召開。本屆會議由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學遺產》編輯部聯合主辦。來自我國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和大陸的7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中山大學，就文體學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與交流。

開幕式由中山大學彭玉教授主持，《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先生和中山大學吳承學教授分別進行了開幕致辭。本次會議共收到論文60余篇，其中涉及到詩、詞、文、小說和戲曲等各種文體，以及文體學學科建設及理論研究等諸多相關問題等，論題廣泛，內容豐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中山大學中文系是國內文體學研究的重鎮，為文體學研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也說杜詩中的“西陵”余國江以前讀杜詩，常常只求其大意，所以一知半解、囫圇吞棗的地方很多。比如《解悶》（其二）云：“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游。”當時只重視首句，認為它反映了唐代中晚期大量胡商在揚州經商、生活的歷史事實。至于該詩寫作的時地、詩中的“西陵”在何處等等，從沒想過要去深究。

最讀陳道貴先生《杜詩考辨二則》，其中第二則就是對“西陵”問題的討論（《古典文學知識》第2期），受益不少。陳先生首先指出了歷來關于“西陵”的兩種觀點：一般認為指的是越州西陵驛，錢謙益《錢注杜詩》、朱鶴齡《杜工部詩集輯注》、浦起龍《讀杜心解》、楊倫《杜詩鏡銓》、蕭滌非《杜甫詩歌選注》、?貽?《杜甫評傳》等都持此說。不過，也有人提出過異議，黃生、盧元昌就認為“西陵”應該是揚州之地。在此之外，陳先生根據“西陵”的異文（《杜工部草堂詩箋》《九家集注杜詩》《錢注杜詩》《杜詩詳注》等均注“‘西，一作‘蘭”）提出新見，認為蘭陵（南蘭陵）“雖不屬淮南道之揚州，但地域相連，僅一江之隔。……如取異文‘蘭，則‘蘭陵與杜詩所稱之‘揚州‘淮南，在地域上比較接，其詩所寫之境較為統一；而所謂‘故驛樓，也符合此地自南朝以來頗為著名的史實。‘西與‘蘭（?）文字差異較大，當非形而誤。或許后世注家對越州西陵多出唐人筆底，遂疑而改‘蘭為‘西，造成杜甫此詩之異文”。

這三種看法中，第一種引證豐富，言之鑿鑿，諸家多采其說，似乎最為可取。但正如黃生等人所分析的，“錢引《水經注》及《會稽志》、《浙江通志》，證此西陵在會稽。……愚意西陵之名，或不止一處。詳此篇上文曰‘揚州，下文又曰‘淮南，則西陵當在維揚，乘興東游，亦即此地，無緣遠及會稽之西陵也”（黃生撰、徐定祥點校《杜詩說》，黃山書社1994年版），從詩意來看，西陵確實應該在揚州。陳道貴先生的新解中，對黃生之說沒有辯駁，而對“蘭陵”異文的解釋又多屬推測。南蘭陵在常州武進，經曲阿（丹陽）、潤州（鎮江），過長江方能至揚州，兩地相距約一百公里，而不是“地域相連，僅一江之隔”。杜甫聽到商胡要到揚州去，卻回想起了蘭陵，然后又讓商胡問問揚州（淮南）的米價，這種“揚州?蘭陵?揚州”的思維跳躍，也不合理。而且，異文“蘭”字只見于注中，與之相比，各家顯然還是更為認可“西陵”。

我認為黃生等人根據詩意推斷西陵在揚州，是十分合理的。只是他們沒有找到充分的文獻依據，來回答“揚州有西陵嗎”“揚州的西陵在哪”這一類的問題。幸而，2013年在揚州發掘出土了隋煬帝的墓志，為合理解釋揚州“西陵”提供了新的可能。

隋煬帝墓志的釋文已經有數種發表，這里引錄的是發掘者公布的最新釋文：“隋故煬帝墓志惟隋大業十四年太歲……一日帝崩于揚州江都縣……于流珠堂其年八月……西陵荊棘蕪……永異蒼悟……貞觀元（元或九）年……朔辛……葬煬……禮也……方……共川……”（束家《揚州曹莊隋煬帝墓的發掘與收獲》，洪軍主編《隋煬帝與揚州》，廣陵書社版）不管是發掘者，還是其他對隋煬帝墓志進行釋文的學者，對“西陵荊棘”的釋讀都沒有異議。

“西陵”的“陵”顯然不是指帝王陵墓，因為唐初改葬隋煬帝時，沒有將其按帝陵的規格下葬，墓中出土的墓志即可證明這一點。“陵”有“大阜”之意，《詩?小雅?天保》“如山如阜，如岡如陵”，“陵”即高出地表的山峰。揚州地區地勢較為坦，只有城北蜀岡為較高處。蜀岡呈東西走向，最高處分東峰、中峰、西峰。東峰相傳為隋煬帝迷樓所在，今為觀音禪寺。中峰為棲靈塔所在，唐代詩人多喜歡登塔賞景；歐陽修為揚州太守時，曾在此建山堂，據言登上山堂，鎮江金山、焦山亦可歷歷在目。隋煬帝墓則在蜀岡西峰頂部，結合陵有山峰之意，可知墓志中的“西陵”就是指蜀岡西峰。

唐代揚州西陵（蜀岡西峰）附是否有驛站呢？有的。唐代趙嘏《廣陵道》詩云：“斗雞臺邊花照塵，煬帝陵下水含春。青云回翅北歸雁，白首哭途何處人。”斗雞臺、煬帝陵都在唐揚州子城西的蜀岡西峰，旁邊即是“廣陵道”。更直接的證據是比杜甫稍晚的權德輿（759?818）《宮人斜絕句》：“一路斜分古驛前，陰風切切晦秋煙。鉛華新舊共冥寞，日暮愁鴟飛野田。”隋煬帝巡幸揚州時，把死去的隨行宮女葬在蜀岡西峰南側的斜坡上，其地稱“宮人斜”，與隋煬帝陵距離很。從權德輿的詩中，我們可以知道宮人斜旁邊就是古驛站。

總之，根據《解悶》（其二）的詩意，詩中的“西陵”應該在揚州。而隋煬帝墓志中明確提到“西陵”，這個西陵（蜀岡西峰）旁又有古驛站，與杜詩完全吻合。所以，杜甫所說的“西陵”，應該就是揚州的蜀岡西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