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歲的“華學翹楚，潮人之光”饒宗頤跨進2018年的門檻不久就駕鶴云游。一百多年的傳奇人生從16歲開始書寫，八十多年精耕于各個領域，不是淺嘗輒止，而是見地精深，碩果累累。饒老一生三顆心??好奇心、孩童性、自在心??護佑，一顆比一顆高。也正是以這三顆心相伴終生，饒老在智慧的求索中執著而不為所累，以一種自適、超脫與睿智向眾生詮釋了“天人互益”的真諦。

饒老雖出生在巨賈之家，但沒有養成紈绔子弟的氣。愛獨處而不隨聚眾的性格，幼年童年，乃至少年的他更多時間是“躲進小樓成一統”，似跋涉荒漠的旅者遇到甘冽的泉水般“豪飲”。由于長時間浸淫于富饒的線裝典籍中，為其打下堅實學養根基。自16歲接力父親的未盡之愿，借力“天嘯樓”宏博的資源，兩年后將網羅潮州歷代學術源流，文人學者的著作以及地方歷史的文獻巨著相繼完成。少年才俊自此嶄露頭角，引起學界注意。也就是通過這個看似不經意的壯舉，饒老??一個初中沒有畢業之人慢慢從潮州走向全國，走出國門，享譽世界。

梳理饒老的一生，可以用“奇、博、趣、義”進行濃縮。先生之奇，可謂中華第一人，世界上也寥寥。幼年時因不滿意與教育的古板教條，單調無趣，毅然輟學在家。不是游手好閑，而是以女孩子的嫻靜鉆進“天嘯樓”，在線裝典籍中孜孜以求。聰慧的天資，加上父親的引導，學業漸進，為以后的成長與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自16歲獨自擔當大任，完成潮州地方藝文志始，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浸潤中成長起來的新星慢慢釋放出自己的光芒。走出潮州，受益于大家的賞識與提攜，先生以“永遠對任何事物都抱著一顆童真的好奇心”在古今典籍中“窮經皓首”，“思接千載，視同八級”。正是“師古人，師造化，得心源，從心所欲不逾矩”，才達到“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的高標。簡單梳理先生身上的光環??“曠世奇才”（錢鐘書語）、“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語）、“有了饒宗頤，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金庸語）、“東洲鴻儒”、“漢學泰斗”、“東方達芬奇”、“第一國學大師”......

先生做學問奇如“化境”，是建立在“博”的基礎之上的。對先生而言，博不是博而不專，不精，而是博采眾長，博納廣取，且不為則已，為則必精。因幼時得益于家學“家里訓練寫詩、填詞，還有駢文、散文；寫字畫畫；目錄學；儒、釋、道；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所以當先生獨步學臨時，在“好奇心”的驅動下，專注于地方史、國史和中外文化關系史，楚文化和簡帛學，甲骨學，敦煌學，繪畫與書法等。因興之所致，不論涉足什么領域，先生都是以“好玩”和“趣味”之心對待，所以才會在不經意處在其所從事的領域給世人帶去驚艷。正是秉持著“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是從古人的智慧里學習東西”的信念，先生在典籍中“爬羅剔抉”，汲取精髓，以“師古人，而不迷信古人”的嚴謹治學精神精修于業，才在其所從事的領域取得豐碩的成果。對甲骨學、敦煌學、宋元琴史等開啟的先河研究涉及13大門類，精通六國語言，其中對素有“天書”之稱的梵文和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的掌握，更表現出超常的語言天賦。而因先生對三大顯學之一甲骨學研究取得的成就，成為“甲骨五堂”“羅振玉（雪堂）、王國維（觀堂）、郭沫若（鼎堂）、董作賓（彥堂）、饒宗頤（選堂）”之一。

“萬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這是先生人生態度和追求的寫照。因為先生投興于眾多領域，所以生活也就不再單調灰色。而儒釋道三家精髓的參悟，讓先生對人生已經看的通徹。先生曾經風趣地以“自己是兩棲動物”自謔??“我一天的生活，上午可以在感性的世界里，到了下午說不定又游到彼岸上，尋找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個天地，越是沒有人去過的地方，沒有人涉足的地方，我越是想探秘。”也正是常懷一顆“好奇心”，先生在自己的精神王國漫溯時，才收獲常人無法體驗的喜悅和快樂。縱觀先生的一生，他始終以自己的方式尋找安頓生命和靈魂（先生曾說：“一個人在世上，如何正確安頓好自己，這是十分緊要的。”）。因為經歷太多，所以名利對他已經沒有了任何的吸引力，對于各種光環，饒老都會淡然處之。對別人冠他以“大師”的稱謂，他開玩笑似的說：“呵，大師？我是大豬吧（潮汕話里大師與大豬諧音）。現在‘大師’高帽滿天飛，太多了。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我看不敢當。”用語詼諧，但可見先生對名利的態度。因受佛道影響較深，先生深處還是相信冥冥之物的作用的。偶然受高人點化，先生一改過去穿深色服裝的慣，偏愛上大紅大綠的顏色。所以在先生的后半生，先生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始終都會身著亮色服飾，據說先生的圍脖就有二三十種款識與顏色。

作為在東方傳統文化熏陶中成長的知識分子，饒先生具有傳統知識分子家國情懷的擔當。國難當頭，先生以知識分子特有的方式宣傳抗日救亡的，鼓勵熱血青年為國家和民族的大義而戰斗。而作為知識分子，先生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對古老而悠久在文化的搶救與修復中。為了研究甲骨學和敦煌學，先生到日本，去法國，上德國。通過對大量寶貴遺物的研究，把沉睡的古東方文明喚醒；也正是借助大量第一手資料的研究，先生發覺世界其他文明都曾出現過歷史斷層，只有中華文明數千年的文化歷史源遠流長，賡續不斷：“中華文明是屹立大地上從未間斷的文化綜合體，盡管歷經滄桑，經過無數紛擾割據、分與合相尋的歷史波折，卻始終保持它的連續性......和早已沉淀在歷史斷層中的巴比倫、埃及、希臘等古老文化完全不一樣。”當然，對先生來說，除了窮其一生的精力于學術和專業，他更多是對社會和蒼生的關注。“南饒北季”已成學界共識，繼季羨林提出“天人合一”的后，饒先生則更進一步提出“天人互益”的新概念??“一切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是損人的原則出發和歸宿。”先生2002年在香港大嶼山38株巨木鐫刻著斗打的的《心經》全文，更承載著先生對世人開啟智慧的愿望。“‘無掛礙’中的‘掛礙’，是指自己制造出來的障礙。現在人太困于物欲，其實是他們自己再出來的。”而在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前矗立的四個大字“慈悲喜舍”，更飽含著先生對人世間的一片悲憫之心。

中國人講“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一個人要實現這種心理訴求，需要有三個基本條件：天資、勤奮和機緣。綜其先生的一生，這三個因素在先生身上實現了很好的融合。先生的早慧加上后天的勤奮，為其成為一代通儒提供了先決條件，而在成長過程中時時得到先達的提攜及在港大寬松自由的工作環境，為他形成國際化的學術視野創作了條件。在人生精力最充沛的時候，饒先生做了自己想做且愿意做的事情，而且取得豐碩的成果。與季羨林和錢鐘書相比，饒先生是幸運的。“在饒先生在香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風生水起的時候，季羨林被關在牛棚、掃校園，而錢鐘書在五七干校勞動或翻譯《毛澤東文選》。文革中大陸學者們停滯不前，饒宗頤卻在滿世界留下了足跡。要考證甲骨文，他就出現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學，他便去了法國；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

先生已逝，而其留下的學術空白當下又有幾人可以接續。作為后來者，先生治學做人的三重境界當值得學習和借鑒：“漫芳菲獨賞”??在孤獨了思考和感悟，上下求索；“看夕陽西斜”??耐得住寂寞，掩蓋其光彩；“紅蔫尚佇有浩蕩風光相侯”??無論如何都要相信，永遠會有一個美好的明天在等候自己，只有這樣才沒有煩惱，自主人生，自成境界。（霍邱縣陳士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