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勛初先生非常重視傳授治學方法，從1983年9月開始，曾多次為碩士研究生開設過“代學者治學方法研究”課程，所寫五篇講義，后均編入《當代學術研究思辨》一書。馬來西亞留學生余歷雄是周先生指導的最后一名博士生，該生在周先生的指導下，將2001年2月至2004年1月的問學筆記，整理成了《師門問學錄》（鳳凰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1年增訂再版）。該書主要內容也是談治學方法。周先生自2011年9月至11月，應邀寫了二十篇談治學經驗的文章，在《古典文學知識》連載，后編為《艱辛與歡樂相隨??周勛初治學經驗談》（以下簡稱“經驗談”）一書，由鳳凰出版社于9月出版。周先生的治學經驗非常豐富，我僅就治學方法談點學習體會。

一、 從目錄學入手

早在大學二年級時，周勛初就上過胡小石先生的“工具書使用法”課，這自然使他認識到目錄學對讀書治學的重要性。后來他師從胡先生修讀副博士研究生課程，學習《楚辭》，寫作《九歌新考》初稿，顯然得益于目錄學知識。他曾說過：“一次偶然的機緣，我從古籍書店中忽然看到一本香港饒宗頤先生的《楚辭書錄》，此書后附論文索引，很多是發表在民國時期舊雜志上的論文。”于是他利用到北京探親的機會，“按照索引的提示，到北京圖書館期刊室中借閱”，“上至王逸、朱熹等人的著作，下至蘇雪林、何天行等人的論文，都曾鉆研。”（《周勛初文集》第7冊第370頁，以下簡稱“文集”）這對他撰寫《九歌新考》當然大有幫助。

南大中文系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原由羅根澤先生上，羅先生后因病重中輟，遂由周先生接替。周先生在教中國文學批評史過程中，還編了本適合學生自學的《中國歷代文學理論批評重要專著篇目索引》。這為他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小史》奠定了基礎，該書多次出版，還被譯成韓文與日文，可見深受歡迎。

周先生在研究的過程中，也注意利用目錄學知識來為自己服務。如周先生為了做好《唐語林》的校證工作，特地編了《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唐語林校證參考書目》、《唐語林援據原書索引》、《唐語林人名索引》。試以后者為例，周先生說：“為了查對方便，我把每一條條文編了號，該條出于哪一種原書，查到之后隨即記下。我把《國史補》等筆記小說原書，《太廣記》等總集，《太御覽》等類書，《能改齋漫錄》等筆記，以及其他有關材料，一一翻檢。有時看到某條材料，似乎與《唐語林》中某一條對應，但后者的條文有一千多，猛然要想知道它究竟在何處，可沒有這種天分，于是我又把人名制成索引，一有疑惑之處，就查檢人名索引，進行核對。笨人也就只能用笨辦法來解決問題。”（《經驗談》第120頁）實踐證明編人名索引、文獻目錄這樣的笨辦法，往往是從事科研工作最可靠、最有效的辦法。

正因為周先生充分認識到目錄索引對讀書治學的作用，所以他非常重視對目錄索引的編纂。如其《唐代筆記小說敘錄》就是在《唐語林校證》的附錄《唐語林援據原書提要》的基礎上加工成的。周先生曾對余歷雄說：“我撰寫《唐代筆記小說敘錄》的目的是為愛好‘文史之學的讀者提供一種可靠而便用的書目，希望當今的唐代文史研究者，除了注意正史材料之外，也要注意唐代筆記小說中的材料。”（《師門問學錄》第25頁，以下簡稱“問學錄”）

為了提高文獻的使用價值，他還注意為自己所整理過的書編制書目索引作為附錄。如《韓非子校注》，周先生談道：“全書將成時，我就希望有人來做一個人名索引，這是當代的學術著作必須具備的附錄。但經多次提出，卻無一人肯做。或許他們認為這類工作只有付出，對個人沒有什么提高，故而寧愿閑談消遣，也不愿動手的吧。不得已，我在統稿的忙碌之中，只能利用空隙時間，細加考辨后制成這一索引。”（《經驗談》第269頁）再一個突出例子是《冊府元龜》，周先生說：“我們古籍所整理的《冊府元龜》點校本，早在三四年前就該整理好了，卻因‘人名索引一項未能及時完成而耽誤了出版。”（《問學錄》第118頁）可見，周先生對目錄索引是多么重視。

二、 以文獻學為基礎

周先生說過：“不論從千帆先生提出的文獻學與文藝學而言，還是從我后來提出的文獻學與綜合研究而言，都可以說明我們都很重視培育文獻學方面的基礎，而這正是繼承了清儒樸學的優秀傳統。”（《經驗談》第325頁）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十二中將清代樸學的特點歸納為十條，其第一條為“凡立一義，必憑證據”，其第二條為“選擇證據，以古為尚”。其主要方法就是考證，也即尋找與憑借可靠材料來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

周先生治學在以文獻學為基礎方面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曾說過：“我的研究，一般都是在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礎上進行概括和提煉。”（《經驗談》第414頁）我們打開《〈韓非子〉札記》會發現有不少版本學論文，如《〈韓非子〉版本知見錄》、《朱錫庚〈韓非子校正〉介紹》、《〈韓非子〉版本小議》、《陳奇猷〈韓非子刻本源流考〉商兌》等。從中可見，作者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圖書館借閱過《韓非子》的各種善本，并對這些善本以及已有《韓非子》研究成果，作過深入探討，還對《韓非子》做過艱苦細致的校證工作，并將自己的心得體會撰寫成札記，“在每一篇札記之內提出一些新的見解，至少提供一些新的材料，于學術研究有所裨益”（文集第1冊第515頁）。在評法批儒運動中，全國編成大量法家讀物，流傳下來的卻微乎其微。而經過周先生修訂的《韓非子校證》與周先生所著《〈韓非子〉札記》依然一版再版，原因很多，其牢固的文獻學基礎，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正因為周先生具有深厚的文獻學修養，所以他能敏銳地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獲得一些珍貴的文獻資料，并對其治學道路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曾欣慰地說：“正當我勤于尋找材料時，一次偶然的機會，得知故宮博物院圖書館中藏有稀世之珍胡震亨的《唐音統簽》與季振宜的《唐詩》，經懇切請求，才允許閱讀。我就一鼓作氣，讀了半個多月，作了不少筆記，后來整理成《敘〈全唐詩〉成書經過》一文。應該說，這次偶然的訪書機會，對我一生影響最大，其后也就與唐代文學?下了不解之緣。目下我正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主編《全唐五代詩》，就是由這一契機而深入這一領域的。”（文集第7冊第361頁）再一個突出例子是周先生1994年9月在日本天理圖書館看書時發現了二十三卷左右的唐鈔本《文選集注》，遂將其復印后帶回國。隨后又千方百計地在日本、臺灣地區和國內各地盡可能地收集到一些《文選集注》殘卷，于是輯成《唐鈔文選集注匯存》一書，推動了《文選》學研究的深入發展。許逸民評價道：“它標志著‘新《選》學研究在資料的占有上，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對于今后的中國文學史研究，特別是‘新《選》學研究來說，《唐鈔文選集注匯存》必將永遠是彌足珍貴、取之不竭的史料寶藏，其影響之巨大深遠，想來不會在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等各類版本以下。”（《經驗談》第311頁）

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周先生還努力將自己以文獻學為基礎的經驗傳授給學生，在《師門問學錄》中就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如關于版本，周先生說：“從校讎學的角度來說，著書并不以羅列版本為貴，而是應該將掌握到的版本梳理出幾個系統，校勘之時，只要抓住幾種系列之中的首出之書，也就可以執簡馭繁，不致多岐亡羊了。”（《問學錄》第103頁）關于引文，周先生說：“撰寫論文引用前人觀點時，要注意兩點：（1） 要引用第一個提出這種觀點者之成果；（2） 要引用首出的單篇論文，不要轉引后出的書。”（《問學錄》第26頁）這些經驗之談，是很難在教科書中找到的。周先生常用自己的治學經驗與教訓教誨學生，他曾舉例道：“《宋人軼事匯編》卷十二引周《清波雜志》曰：‘崇寧、大觀間……士大夫不能誦坡詩，便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韻。這是一則有關蘇軾詩歌風靡朝野的生動記錄。我要發表論文時，核對周《清波雜志》原書，卻發現無此文字。隨后我向人請教，也沒有結果。大家都很熟悉這一段文字，卻不可能貿然記得它的出處，我的論文因此延擱了很久都不能正式發表。后來，我翻檢了馮應榴的《蘇文忠公詩集箋注》，在書后的附錄中才找到上述文字的原出處：《風月堂詩話》。這類問題在《宋人軼事匯編》中很常見。因此，即使丁傳靖已經注明材料的出處，我們引用時還是要重新核對原書。這種治學態度應當堅持。”（《問學錄》第149?150頁）他還指出：“關于材料的出處方面，還需要注意另一種情況：當我們閱讀王國維、陳寅恪等名家的論文時，不能直接從他們的論文中摘引他們的‘引文。他們有時候只是斷取，或概括大意，甚至是部分改寫，并非原書的文字。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還承清人遺風，并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嚴格的學術規范。”（《問學錄》第150?151頁）周先生還舉例道：“我在撰寫《中國文學批評小史》時，起初就從陳寅恪的論文中直接摘引張籍寫給韓愈的書信，后來核對原文，才發現陳寅恪的論文是將張籍寫給韓愈的兩封信（《上韓昌黎書》《上韓昌黎二書》）合成了一段文字來論述。幸好我能及時發現，及時改正，要不然險些就出洋相了。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問學錄》第151頁）

正是在程千帆、卞孝萱、周勛初先生的不懈努力與培育下，南京大學古代文學、古典文獻專業才形成了以文獻學為基礎的。周先生曾說過：“我們這里的人寫的東西水如何任人評說，而在文獻的處理上還不至于有多少毛病，總想做到植根在堅實的文獻基礎上，決不望空立論，歪曲材料，甚或偷襲他人成果。”（《經驗談》第326頁）

三、 綜合研究

周先生治學的突出特點是綜合研究。他說過：“我主張綜合研究，為此我曾一再申述。”（文集第7冊第372頁）他還說過：“綜合研究，銳意進取，這是我的終生追求。屈原在《離騷》中說：‘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可以作為我的座右銘。”（《經驗談》第75頁）所謂綜合研究就是綜合運用相關各學科知識來進行學術研究。

綜合研究與中國的學術傳統有關，周先生說：“我國向有文史不分的傳統。作為一名古典文學的教師，我是尊重這一寶貴傳統的。”（文集第3冊第229頁）他還對“文史不分”的內涵作了如下說明：“所謂‘文史不分，從目下的情況來說，當然不能僅指文學、歷史兩門學科。我國古時所說的‘文史也不是這個意思。‘文史的內容是很廣泛的，它包括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許多門類。哲學、宗教等等，尤與歷代文人的有關，研究文學，自然不能不對此有所了解。”（文集第7冊第371頁）

周先生說過：“我一直主張綜合研究，而在我的幾種著作中，最能呈現這一特點的，要算《九歌》研究與李白研究。”（《經驗談》第63頁）周勛初的《九歌新考》采用綜合研究的方法，顯然得益于他的導師胡小石先生，他說過：“小石師年輕時就讀兩江師范學堂農博系，教師中有日籍教授多名，因此他在學生時代就能通日語。他博識多聞，閱讀的范圍很廣，諸如宗教、民俗、神話、傳說等方面的知識，無不具備。早在民國初期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時，就以人神戀愛的新說闡發《九歌》中的愛情描寫，曾將《楚辭》研究向前推進一大步。步入晚年，他又從事神話方面的研究，曾應南京市文聯之請，作過一場《屈原與神話》的講演，這些都是我在該一時期從他受業時的背景。”（《經驗談》第65頁）所以周先生在撰寫《九歌新考》時，也就很自然地繼承了胡先生的研究方法，他說：“小石師的研究楚辭，就運用了宗教學、民俗學、神?學與地域文化等方面的知識，我在他的指導下，研究楚辭，也就帶有同樣的特點。其后我把這方面的知識用到李白研究中，同樣呈現出這些特點。因此，我所主張的研究方針是文獻學與綜合研究。”（《經驗談》第328頁）

周先生的其他學術研究也普遍采用了綜合研究的方法，如他在談到《〈韓非子〉札記》時說：“這種寫作方式比較活潑，內容不拘，只要有點滴心得，即可鋪寫成文。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不論是文、史、哲方面的新見，抑或目錄、版本、校勘方面的一些實際知識，都可兼收并蓄，融合滲透。后來我把個人堅持的這一治學特點稱為綜合研究。目下學術界分工過細，文、史、哲涇渭分明，少見綜合研究。”（文集第1冊第2頁）

周先生的《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實際上也采用了綜合研究方法，作者在《后記》中說：“我的研究方法，是先從目錄學著手，把唐代筆記小說放在學術史的洪流中加以考察，然后將它置于唐代文化的大背景下予以審視，結合政治、歷史、宗教等多種因素，探討它與其他文學門類的關系和相互影響。……希望能為目前尚不太為人重視的唐人筆記小說研究提供一些綜合研究的實例，得出若干經過考核的結論，說明唐代筆記小說的學術價值，并闡述這一文體所發生的重大影響。”（文集第5冊第314頁）程毅中的書評《讀〈唐人筆記小說考索〉》對此也作了充分的肯定，指出：“把筆記小說提到與正史并重的地位，從文獻史料學的角度，對它進行綜合的認真的研究，那么所貢獻于此道者，實以《考索》為多。”（文集第5冊第319頁）

現代學術研究分工日趨細密，如果學者聯系其他相關學科的知識作綜合研究，就可以對研究對象理解得更全面、更深入，周先生在綜合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值得學習與借鑒的。

四、 力求新穎，追求創辟

科學研究是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向前發展，所以創新是科學研究最本質的特征。周先生指出：“從事學術研究，應把‘發人之所未發作為第一要義。”（文集第7冊第352頁）他還說：“總的說來，文章論點當力求新穎，追求創辟。”（《經驗談》第396頁）如果說周先生早年參加《韓非子》校證工作是服從組織安排，那么他撰著《〈韓非子〉札記》則是主動的選擇。該書已充分體現了創新精神，作者嘗云：“我在寫《〈韓非子〉札記》時，力求每一篇文章都要有新見，至少要提出一些新的材料，段熙仲先生稱贊此書為‘篇篇有根據，有心得的學術論文，恕不敢當，但自信每寫一篇札記時，都曾說出若干新的道理來。”（文集第7冊第352頁）

周先生特別注意論文選題的新穎性，曾說：“我選題目，總想有一種新的視角，發人之所未發，希望能夠取得‘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效果。”（《經驗談》第218頁）如1983年5月，安徽亳縣舉辦建安文學討論會。周先生與會論文為《魏氏“三世立賤”的分析》，論述了曹氏三世突破政治聯姻的傳統，娶出身微賤的女子為妻，甚至立為皇后，從而避免了外戚專政的局面。他們的擇偶標準重色而不重德，突破了兩漢禮法傳統。論文著重分析了曹氏家風與建安風骨的關系，指出：在曹氏家風影響下，“當時文人努力擺脫儒家的束縛，在文學上開拓新的領域，突出地表現在抒寫軍旅之苦與男女之情方面，而這正是建安風骨的重要內容”（文集第3冊第35頁）。該文讓人耳目為之一新，頗受好評。

1989年6月2日至4日，在安徽九華山舉行李白學會第2次年會。周先生考慮到“改革開放之后，考證之風大盛，李白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有人考察，取得很大成績，我若于此再行投入，勢難有大的開辟。若以‘多元文化的結晶的角度闡釋李白的風貌與創獲，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結論”（《經驗談》第426頁）。于是作者“在構思有關李白的文章時，覺得其子女的名字頗為怪異，本人亦頗有異端作風，遂列出幾點，待日后慢慢寫成一書：（1） 子女命名，（2） 籍貫與指樹為姓，（3） 剔骨葬法，（4） 尊王攘夷，（5） 不崇儒，有戰國余風，縱橫游俠，（6） 從永王?乃必然，（7） 商人家庭，散千金，（8） 棄女人”（文集7卷末12頁）。其與會論文為《李白家人及其名字寓意之推斷》，隨后又寫了九篇論文，集成《詩仙李白之謎》一書。羅宗強在書評中稱該書“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提出了不少問題。這些問題，他并沒有全解決，但卻把李白研究的視野大大地拓寬了，展現了李白研究的一個更為寬闊的領域”（文集第4冊第278頁）。

周先生在古籍整理領域，也充滿著創新精神。宋王讜撰《唐語林》是一本很好的書，也是一本很糟的書，周先生采用輯佚、校證、編輯等方法，盡可能地恢復了該書的原貌，并且還加了許多校勘記、注釋與附錄，如程千帆先生所說，此舉是“救活了一本死書”（《經驗談》第123頁）。他所主編的《唐人軼事匯編》受丁傳靖輯《宋人軼事匯編》的啟發，開拓了新的領域。他所輯的《唐?文選集注匯存》，為《文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他所主持的《冊府元龜》點校工作，花了十三年工夫，使該書面目一新。全書十二冊，最后一冊為人名索引，極大地提高了該書的使用價值。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發布的“首屆向全國推薦優秀古籍整理圖書活動入選書目”，共計九十一種，周先生就有三種入選，“入選數量之多，獨一無二”（《經驗談》第329頁）。他所整理的古籍頻頻獲獎，其中《冊府元龜》點校本，還榮獲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凡此皆說明周先生的治學方法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