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曾經這樣描述過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學生：他們雙修專業，擅長體育，諳熟多種樂器，掌握幾門外語，并參加為世界某貧窮地?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幾項個人愛好。總之，于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于外，扶貧濟困魅力無限。

在《自由》一書中，約翰?弗倫岑這樣描述頂尖文理學院的學生：“他們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度悟性。”

這就是我們對當今這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印象，他們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最后贏家。

但是現實與我們的印象大相徑庭：當那層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后，你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

一項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大規模調查發現，大一學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評估已經跌落至25年以來的最低谷。

美國心理學會曾經公布一份名為《大學校園的危機》的報告。該報告中提到，接一半的大學生覺得自己“無望”;接1/3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12個月中，由于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自己正常的生活”。

斯坦福大學在2006年就本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組建了一支行動組。斯坦福大學的副校長提出警告：“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心理上出現了輕重不等的問題，有自卑、發展性障礙、沮喪、焦慮、飲食疾病、自殘、精神分裂癥和自殺傾向等等。”

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情況沒有絲毫改善，而且情況還在進一步惡化。大學給予學生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需要的是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學生并未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會選擇依賴抗抑郁或者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應對困難和諸多的不適。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直接退學。

一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教學的老師回憶道：“前幾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備受學習壓力的折磨，在我的辦公室里討論畢業論文的時候，暈了過去。”另外有一位正在從斯坦福大學辦理轉校手續的學生也分享了他的心聲：“如果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那么就是要完全配合并服從于這個系統。我看到過我身邊不少朋友，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個人探索、課余活動等等。而這些犧牲恰恰又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

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更高遠更偉大的目標。

這些名校生從中學到大學，是一群被公認的“斗士”。他們似乎渾身上下都洋溢著自信，而正是這種自信，遭到自我形象保護和滿足社會預期的綁架。當邁入大學之后，競爭更加激烈。學生們環視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聰明，更加突顯“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此時此刻，他們選擇謹言慎行、喬裝自己，其實內心卻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開始，這些名校生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磨煉，甚至是“魔煉”：學校俱樂部、樂團、大小團體、AP課程、SAT考試、晚間活動、周末安排、夏季課程、體育訓練、課業家教、領導能力、“為他人服務精神”等等。從小到大，這些年輕人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而奮斗。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也從未被思考和探索過。

一位來自康奈爾大學的女生坦白地總結了自己的過去、現狀和將來：“我討厭自己的活動，討厭自己的課程，厭惡高中里所做的一切，而將來的工作也將會是令人厭惡的。我將如此度過余生。”

在過去，對于一位成績全A的學生，我們大概能夠推測，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衡健康的。但是現在，同樣是成績全A的學生，他的心理可能存在很大的隱患。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牧師羅比?帕特里西婭?卡琳-紐曼曾經披露：“我們的學生，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總是有辦法取得全A的成績。其實對于他們來講，更重要的是，看清并認識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爭取高分的目標掩蓋了自己的雙眼。”

有學生向我承認，自己在大學期間極其煎熬。可以想象，當這些學生在高中畢業之際，已經身經百戰，他們知道如何討好自己的老師和教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調侃。在這些歷練之下，這些學生在大學之前已經鍛煉成一群彬彬有禮、討人喜歡、八面玲瓏的才子佳人。而正是這些外在的形象同時被他們“內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并有成就。

學生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他們懂得如何做一名好“學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學分校教書的朋友交談時，這位朋友抱怨他的學生不懂得獨立思考。我所任教的常春藤盟校的學生往往都是聰穎、有創意并思維縝密的年輕人。我非常喜歡跟他們交流并向他們學習。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的學生只是甘于服從學校給他們設計好的框架，鮮有對思考本身抱有極大熱情者，更少有人能夠領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成長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旅程必須是學生本人為自己設計和踐行的。